眾所周知，繪畫先于文字，但繪畫藝術的發(fā)展明顯滯后于文字的發(fā)展，因文字的產(chǎn)生而有了文學這門藝術，這不僅僅是人類精神文明史的飛越，而且還是人文科學發(fā)展的進步，在這方面，我們深有體會的就是詩歌藝術給予中國繪畫藝術詩畫一體的文化品質(zhì)。中國不但是詩的家園，而且也是畫的家園，詩和畫雖屬于兩種不同的藝術形態(tài)但是由于它們起源于同一個民族，擁有著共同的民族文化精粹，所以這兩者之間存在著豐富的“血脈”聯(lián)系。

文學和藝術之間血脈相溶、自古相通，中國花鳥畫之所以能形成“比”、“興”這一表現(xiàn)手法，與文學藝術對花鳥的吟誦也有一定的淵源。“比”、“興” 作為藝術表現(xiàn)手法之所以被人們廣泛接受并應用至今，是因為我們在實際生活中，特別是在對自然美的欣賞過程中，本來就存在著“比”、“興”的心理因素，文學藝術家把這種因素加以強化，而花鳥畫家則結合花鳥畫藝術的特點把這種因素進行集中表現(xiàn)，于是人們就會在一些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中或者花鳥畫里感受到這種“化景物為情思”的藝術魅力。

而作為大量運用“比”、“興”手法的文學經(jīng)典之作——《詩經(jīng)》，無疑對中國傳統(tǒng)花鳥畫“比”、“興”手法的運用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如《詩經(jīng)》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就寄托了愛情的美好，離別的凄涼。在《楚辭》里，也把蘭花比作美德，把荷花比作衣服。“飲木蘭之露，餐菊之落英。”蘭花、菊花、荷花、木蘭等等花卉在屈原的筆下被賦以“人格化”的特點，而屈原的《桔頌》更是寓物寄情的典范，如“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一志兮。”，在屈原看來，橘樹這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的秉性，正可于自己矢志不渝的愛國情志相通，所以在他遭讒被疏期間，就以南國的橘樹作為砥礪志節(jié)的榜樣。

橘樹的“深固不移”“淑清離而不滛”都成為屈原高尚人格和美好情懷的化身；是屈原正直無私的表現(xiàn)。《宣和畫譜·花鳥緒論》中也說：“故詩人六義，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而律歷四時；亦記其榮枯語默之徙。所以繪事之妙；多寓興于此；與詩人相表里焉。”，此句明顯道出了花鳥畫托物言志的“比”、“興”手法與文學傳統(tǒng)是有一定關系的，文學里的這種“比”、“興”手法，之所以延續(xù)到花鳥畫中，其寓興表達就變成順理成章的事了……>>>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