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馬黎 文/圖“陪孩子寫作業到五年級，然后心梗了，住院做了兩個支架，想來想去命重要，作業什么的就順其自然吧！”近期，網絡上有這么一則段子廣泛流傳，搞笑之余也道出了家長的心酸與糾結。
近年來，關于給孩子“減負”的討論一直不斷。2019年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也提出給中小學課業“減負”。但現實卻是一邊校內“減負”，一邊校外“增負”。各種“瘋狂補習班”的背后不僅有商業資本的推波助瀾，更是家長們無處安放的“焦慮”。為何會出現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的現象？此種窘境是如何造成的？近日，記者進行了采訪。
校內“減負”，校外“增負”
新學期伊始，西安市某公辦小學六年級學生董子墨就收到了學校送給他的一份驚喜。“老師說，從這學期開始，每周的星期三是‘無作業日’，這一天回家沒有家庭作業，可以好好休息，真是太開心了。”
在全省中小學積極推行“無作業日”源于2018年10月省教育廳發布的《關于加強義務教育學校作業管理的通知》，《通知》從減輕作業量入手，引導義務教育學校規范辦學行為，發展素質教育，切實減輕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
2018年12月29日，教育部等九部門發布《關于印發中小學生減負措施的通知》。《通知》指出，要進一步明確并強化政府、學校、校外培訓機構、家庭等各方責任，引導全社會樹立科學教育質量觀和人才培養觀，切實減輕違背教育教學規律、有損中小學生身心健康的過重學業負擔，促進中小學生健康成長。
“減負令”的發布是否真的為學生和家長減輕了負擔？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事實并非如此。許多家長認為，無論是將來的高考還是就業，不管采取怎樣的選拔形式，分數也好，綜合素質評價也罷，總要分出個高低，學校“減負”的確可以換得孩子和家長暫時的輕松，但只要競爭依然存在，學習的腳步自然也就不能停下來。
“最近我又給孩子新報了一個面試培訓班，鍛煉孩子的靈活應變能力，有利于今后通過各種面試。”董子墨的媽媽說，“以前升學更注重的是考試成績，現在不僅考試成績要好，綜合素質、綜合能力的培養和提升也很重要，對孩子的要求其實更高了。”
在校時間短了、作業少了，學校如何保證教學質量？“減負”、素質教育都是很好的方向，但如何落實且保證教學質量，讓孩子們有競爭力……在采訪中，很多家長表示，一方面心疼孩子負擔太重，一方面又擔心作業少了孩子成績下降，在這樣的糾結與苦惱之中，出現了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現象。
老師“減負”，家長“增負”
其實，教育“減負”早已不是一個新鮮話題。據了解，自1985年我國普及義務教育以來，教育部門已經陸續發布了近50次“減負令”。然而想象中的“減負”效果似乎并不明顯，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了一個較為尷尬的現象：在校內“減負”不斷推進的當下，本應為學校教育有效補充、滿足多元化需求的校外培訓機構卻裹挾家長帶著孩子一路狂奔，成了校外“增負”的主力軍。
西安市民李浩的孩子每個周末要上英語、奧數、奧語等好幾個課外輔導班，有些輔導班在南郊，有些輔導班在北郊，每個周末，李浩和孩子就在南郊和北郊之間來回奔波。“孩子不在輔導班，就在去輔導班的路上。有時也想著給她停掉一些，但是一看她的同學都在校外上各種輔導班，社會競爭又越來越激烈，還盼著她考個好大學，以后有個好的人生，現在辛苦就辛苦點吧。”
像李浩一樣，給孩子報各種課外輔導班的家長非常多，外面補課增加的學業量、作業量遠遠大于校內減下來的。
每個假期、周末乃至日常放學后，在各大培訓機構內，人們總能見到中小學生們忙碌穿梭的身影。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中小學課外輔導行業市場規模突破萬億元，參加學生規模超過1.51億人次。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學生和家長的負擔越來越重，卻又無可奈何。
其實，早在李浩的女兒上幼兒園時，李浩便開始了各種“盲目”的嘗試：舞蹈、畫畫、游泳、英語、跆拳道等6門課，英語課一年1萬多元、跆拳道一年7000多元、舞蹈一年4000多元……“剛開始，我也不知道她喜歡什么，就索性都嘗試一下。這些年，平均每年花在她身上的錢有10萬元左右，占到我們全家收入的一半多，這給我們帶來的經濟壓力、精神壓力都非常大。”李浩說，“給孩子報課外輔導班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小時候家庭條件比較差，沒上過什么興趣愛好班，成長過程中總是很羨慕多才多藝的同學，有時候還會因此自卑。當家長了就想讓孩子多學點特長，也希望她長大后能不留遺憾。”
“減負”之路仍任重道遠
課外輔導班帶給學生的是不堪重負，帶給家長的則是經濟壓力、時間成本以及與日俱增的焦慮。
“近年來，來心理咨詢室咨詢的中小學生越來越多，其中不少孩子的心理問題都來源于學業壓力。”從業近10年的心理咨詢師張浦說，現在的家長給予了孩子過高的期望值，而期望值一旦難以實現，家長就會產生一種焦慮感，最終為焦慮買單的還是孩子。
“家長的焦慮首先是因為對教育有了更高的期待，學習差的要提高成績、成績好的要更上一層樓；其次是因為攀比心理；第三是因為日趨激烈的競爭。”張浦說，家長對教育、對孩子的關注度提高，這是好的現象，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否則會過猶不及。“如何懷有一顆平常心，或許才是每一位家長迫切需要補習的一門必修課。”張浦說。
省政協委員、陜西學前師范學院區域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王越群曾多次提出中小學“減負”提案。他認為，避免出現一方面學校減輕學生課業負擔，讓學生少做作業，而另一方面家長又給孩子報各種課外輔導班，加重孩子負擔，形成“學校減，家長增”的現象，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必須要積極開展家校合作教育，引導家長正確看待孩子的學習成績。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也非一日之功。如何改變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現象，使中小學生過重的負擔真正“減”下來，讓學生健康快樂地成長，依然任重而道遠。
“減負”≠“減質”
記者 李旭佳“‘減負’不等于‘減質’。在嚴格執行上級要求的同時，我們應該加強對教師個人業務水平的錘煉。比如通過引導教師多讀書、組織教師參與培訓、學習更優化的教學方法等提升教學效果，從而達到‘減負’不‘減質’。”3月20日，西安市鳳景小學語文老師宋慧對記者說。
宋慧告訴記者，為了確保“減負”工作落到實處，學校制定了一系列與“減負”相關的制度，還嚴格控制課程管理、嚴格控制日常作業、嚴格落實一課一輔、重視學生全面發展等。“我們不以‘分數’一把尺子衡量學生，希望每一個孩子都能發展個性、激發潛能。”
在宋慧看來，孩子更多的壓力來自家長的焦慮和施壓。在她的班級里，大部分學生在校外少則兩三個興趣班、輔導班，多則四五個，有的甚至更多。
宋慧告訴記者：“在學校，孩子們的課程壓力并不大，一二年級不留書面作業，三年級至六年級的學生作業總量控制在1小時之內，我們也鼓勵、要求孩子們早睡。如果說有壓力，那么他們的壓力更多來自校外。”
“比如，背完英語背語文，還要在微信朋友圈打卡。當孩子們把這些校外作業都完成了，就已經很晚了，最終導致孩子們校內‘減負’校外‘增負’。在我看來，整個社會認知需要改變，這也是最為困難的一環。”宋慧說，“‘減負’工作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我們將不斷尋求更多方法，讓家長認同，讓孩子充實、快樂、健康地度過學校生活。”
今年49歲的唐穎鴻是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學的老師，已經在學校工作了27年。她告訴記者，學校布置的作業不算多，高三的學生壓力會大一些。
“一直以來，我們學校在‘減負’這方面有很多措施，比如加強教師培訓，提高教師業務素質，提高課堂教學效率，讓學生掌握方法而不是簡單重復做題。我們也會經常進行有效檢測，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布置作業有針對性。”唐穎鴻認為，在目前的高考制度下，想要完全“減負”很難。
唐穎鴻接著說：“要想有效‘減負’，首先應該從改革高考制度開始，不要一考定終身，應該將平時考試成績和綜合素質考察也作為重要參考依據，并量化計入總分；第二，改革課程體系和教材，留其精華，大力精簡課程內容；第三，教育行政部門出臺相關‘減負’政策，并監督各個學校落實執行。”
望子成龍VS焦慮恐慌
“我兒子今年7歲，讀一年級。我給他報了數學班、英語班還有架子鼓班，之前還報了街舞班，怕他太累就把街舞班停了。現在大部分家庭都只有一個孩子，家長們內有望子成龍的心理，外有各種機構營造的焦慮恐慌，生怕自己的孩子輸給了別人，生怕孩子上不了好學校，無奈之下，只能將孩子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各種補習班和各種作業。”3月21日，34歲的全職媽媽張田田苦惱地對記者說。
因為是全職媽媽，只要孩子在家，張田田大部分時間都是圍著孩子轉。她告訴記者，孩子學校布置的作業倒是不多，每天22時前基本能完成。但是只要孩子有一道題不會做，她就變得非常焦慮：為什么別人都會，他卻不會？是不是練習題做得少了，或者補習班報得少了？還是營養沒跟上？
張田田感慨地說：“每天陪著孩子跟趕場子一樣輾轉于各個補習班，家長累，孩子更累。有時候我會想，這樣犧牲孩子的玩耍和休息時間真的值得嗎？雖然國家一直在‘減負’，可是‘減’不了家長心里的‘負’。我覺得越是提倡‘減負’，家長們越是會從其他途徑‘幫’孩子把‘減’掉的功課補回來。我現在特別擔心如果一直這樣下去，孩子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我的女兒在西安市灞橋區官廳村一所小學就讀，學校布置的作業不多，孩子一般18時之前就能寫完。課余時間我給她報了舞蹈班。現在不比從前，不能只看重學習，從小培養孩子的興趣也很重要。”3月21日，43歲的周曉莉對記者說。
除了8歲的女兒，周曉莉還有一個19歲的兒子。“讓我遺憾的是，之前對兒子在綜合素質培養上有所缺失，只顧著抓他的學習成績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發生在兒子身上的遺憾，我不希望再次發生在女兒身上。所以我希望國家在‘減負’的同時，能夠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為孩子們創造一個健康快樂的成長環境。”
今日評說：莫讓“重負”壓垮了孩子
馬黎近年來，教育部門頻頻采取措施，為中小學生減輕學業負擔。但在一些地方，學生的負擔并沒有得到實際的減輕。
為中小學生“減負”，是當下政府部門尤其是教育部門著力推動解決的，但在具體實施中，效果卻大打折扣，其癥結何在？
首先，是教育的功利化。
在一些家長看來，只要孩子成績好，將來就能考個好大學，有份好工作，但是對于孩子的特長在哪里、自己設計的“發展路線”適不適合孩子等問題，他們卻很少考慮。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在符合孩子個性特征和成長規律的前提下，對孩子進行適度的興趣培養、潛能挖掘，并非不可。但如果不顧實際一味加壓、揠苗助長，追求求高求全式的教育，可能換來的是孩子成績的一時提升，卻扼殺了天性，讓孩子喪失了長遠發展的動力。
同樣，對于一些學校來說，為了辦成或者保有“名校”的名聲，在招生時，會以各種形式遴選“拔苗掐尖”。在日常教育中，則會不斷加重學生的學業負擔，以取得整體考試成績的提升，忽略了學生素質能力的培養提升。
其次，學校和校外培訓機構職能劃分不清楚，導致教育出現偏差。
學校的職能是教書育人。教書，就是要讓學生學習好知識；育人，就是要提升學生的道德修養。功利化教育使得一些學校只顧抓學習成績，忽視了對學生道德修養的提升，忽視了學生的全面發展，造成教育上的缺位。校外培訓機構的定位應為培養學生的興趣愛好、豐富校外生活，功利化使得許多校外培訓機構成為學校應試教育的延伸，甚至通過不符合學生年齡和特性的“拔高式”教育來吸引眼球。
為了促進“減負”政策落地，相關部門對作業量、布置作業的方式等細節進行了明確，但是其中的一些要求在具體實施中面臨操作難題。如要求作業量不能超過1小時，由于孩子完成作業的效率存在差異，這個“1小時”的要求看似明確，實則無法量化。
當這些問題聚集在一起時，“減負”，這個大家都在期待并在努力追求的目標，就變得非常艱難。在這樣的情況下，孩子成為壓力和焦慮傳導的終端，背負了難以減輕的學業負擔。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一件既等不得，更急不得的事。學校、家長、社會應摒棄功利心，多為孩子著想，在教會孩子認識世界、了解世界、發展自我能力的同時，釋放孩子的天性、培養獨立的人格，突出特長、發展個性，這些，對于孩子的成長來說，可能是更寶貴的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