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君峰：漢唐長安與絲路相輔相成息息相關。當時全國各地的商品從四面八方先匯集到長安，再由各國浩浩蕩蕩的駝隊通過絲路輸往西方，絲路因漢唐長安的繁榮而變為世界性貿易大通道。西來的“胡貨”則通過長安再輻射全國甚至遠到日本。8世紀，日本遣唐使攜帶許多絲路傳來的物品回到日本，保存在首都奈良正倉院，故日本人稱正倉院是絲路延伸的終點。長安則因絲路的興盛而成為國際化大都市，城市的商業中心為東市和西市，市場內開有“井”字型街道，交易的商品琳瑯滿目，外來胡商多住在交通便利的西市，故西市比其他市場更為繁榮，有“金市”之稱。

　　絲路不僅賦予了長安商品集散地的功能，還讓長安敞開了闊達的胸懷，以大國氣度的開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接納了來自異域的多種文化，并交融升華，從而使民族的傳統文化充實了新的內容，形成了一種相對開放、色調熱烈的文化狀態，這或許也是長安影響和輻射廣遠的內在動力。

　　唐代以后，北方長期戰亂，長安開始進入衰敗。在新的政治、軍事、經濟格局中，處于不利地位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從此與國都絕緣，長安更名西安，形象地表明它已由一國雄都降為一方重鎮。

　　絲路之衰：大航海時代的到來

　　記者：絲綢之路在漢唐時候盛極一時，可是之后卻一度淪為荒蠻之地，盡管后來在元朝時候還繁榮過一陣子，但再也沒有達到頂峰，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徐君峰：15世紀奧斯曼土耳其人崛起后，為了維持地跨歐亞非三大洲帝國的龐大開支，加大了對絲路貿易苛捐雜稅的征收，迫使利益受損的商人逐漸放棄，導致了威尼斯等貿易港口的衰落。歐洲在尋找新絲路通道中進入了大航海時代。

　　近代技術工業的誕生和發展對傳統的手工產業商品產生了極大沖擊。中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封建傳統國家，由于社會分工的制約以及生產力的低下，農民不可能生產更多的商品進入流通。當歐洲在中世紀后開始覺醒，工業革命浪潮席卷歐洲各國，中國傳統商品再也難以與各種工業產品相競爭，逐漸被機械化生產的商品所替代。缺少了商品的交易和流動，作為商道的絲路便失去了傳統的意義與價值，而遭到遺棄。

　　絲路延續了兩千多年，卻在人類文明走進近代之時，逐漸地消失在大漠的風沙之中，究其原因：一是世界交通格局的變化；二是海禁的自我封閉；三是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無法提供用于貿易的商品；四是國內經濟中心的南移；五是地理環境的惡化。這五種原因或主或次地復合導致了絲路走向終結。

　　記者：從您的介紹，我們似乎可以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中國國力強盛以及對外包容開放則絲路興盛，反之則絲路就走向衰敗，那么，您覺得這些規律對今天的我們有哪些啟示？

　　徐君峰：總結規律對我們今天而言不無啟示。改革開放是適應歷史潮流之舉，漢朝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才有了絲路的出現和發展，明清實行海禁直接導致科技文化水平落后于世界水平。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帶來的不僅是商業繁榮，還有和世界的同步發展。對長期受閉關自鎖政策影響的中國來說，自我封閉只能落后挨打，開放是永恒的主旋律。未來包含在歷史與現實之中，必須以開放的姿態擁抱全世界，中國的未來就在于開放。

　　絲路重振：陜西要做好承接引擎

　　記者：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之后，重振絲綢之路成為各界熱議的話題，從您的研究來看，現在提重振絲綢之路是否具備條件，以及據有哪些意義？

　　徐君峰：當歷史的車輪駛進21世紀，世界形勢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貧窮落后的中亞逐漸成為能源供應基地，重振絲綢之路，尤其是面向中亞的貿易經濟，已經越來越有必要。

　　中國與中亞具有很大的經濟互補性，貿易發展迅速，中國已分別成為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貿易伙伴。1992年，中國與中亞五國貿易總額僅為4.6億美元，2012年已高達460億美元，20年間增長了100倍，已沉寂了數百年的絲路重新煥發了生機活力。

　　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在古絲路概念基礎上形成的一個總人口近30億的新的經濟發展區域，東邊牽著繁榮的亞太經濟圈，西邊系著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部夾著落后的中亞經濟凹陷帶，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習總書記適時提出的戰略猶如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那樣的大氣魄，表達了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決心和謀求與各國友好合作共同發展的理念，標志著絲路的新時代即將到來。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如何能找到一個發展的最佳模式，就成了擺在絲路起點陜西人面前一道緊迫而具有現實意義的重大課題。

　　記者：正像您說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對陜西來說意義可能更為重大，那么陜西在這個大背景下，面臨著哪些機會？

　　徐君峰：世界交通運輸格局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海上交通面臨的安全環境越來越嚴峻，而從陸路到歐洲沿途經過的國家政局相對穩定，安全系數高，途經絲路到歐洲的新歐亞大陸橋和沿西伯利亞到歐洲的老歐亞大陸橋相比，平均縮短了三千至五千公里。

　　陜西地處中東部和西部的結合點，具有承東啟西的區位優勢，距歐洲的距離比中東部近。鄭州已開行國際班列，經西安、烏魯木齊、哈薩克斯坦、俄羅斯至德國漢堡，全程10214公里，歷經兩次轉關、兩次換軌，運行時間16天到18天，比走海運到歐洲節省20余天。如果時速超過300公里的高鐵實現全線貫通，那么一萬多公里理論上僅不到兩天的時間。

　　古絲路原本是一條貿易通道，要把線狀的“道”變成條狀的“帶”，就需要向兩翼擴大輻射，最大程度地將沿途人口聚集區城市吸納到絲路體系中，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區域內貿易和生產要素不斷優化配置，最終建立西起歐洲邊緣的土耳其的自由貿易區，向東南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對接，為中國與東盟關系從“黃金十年”到“鉆石十年”打造新增長點。這樣既可以為我國對外貿易找到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并且為重塑新型國際經濟秩序提供一個新的重要支點。

　　發達的交通和物流業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基礎支撐，西安國際港務區依托綜合保稅區、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和公路港三大支撐平臺，把沿海港口功能延伸到西安，構建起一個連接東西、通江達海的國際內陸港和輻射周邊的物流中心。可以這樣認為，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中，陜西已經具備成為歐亞大陸商品匯集橋頭堡的基本條件。

　　記者：那么，陜西在具備了這些基本條件之后，還需要從哪些方面開拓空間？

　　徐君峰：中亞五國是地球上離海洋平均距離最遠的地區，絲路所具有的“聯”和“通”的功能對這些內陸國家而言是經濟發展的生死命門，絲路不僅能獲得所需的外來商品，也能將自身資源換成滾滾財富，更能額外收取物流往來的巨大過路費。中亞五國都希望以絲綢之路為切入點，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以便把落后的中亞改變為繁榮的中亞。2012年，中國與中亞的貿易量僅占中國貿易量的1.2%，存量水平的低下為雙方之間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國務院批復的“關天經濟區”以大西安為中心城市，形成絲綢之路沿線最密集的城市群和產業聚集帶，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啟動將陜西以及西安再次推到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前沿。新絲路的繁榮會為陜西以及西安帶來大量的跨國資本、貿易客商以及生產企業，從而快速提高陜西以及西安經濟的外向度和國際化水平。

　　目前，需要立即著手的是成立智庫，把陜西以及西安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戰略合在一起制定出操作性強的規劃，創造出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在吸納外資企業走進來的同時，鼓勵本地企業走出去，要協調有實力的大中型企業在中亞開辟類似“唐人街”的交易區，將陜西及西安塑造成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商品集散地，從而再次煥發出漢唐盛世時的歷史輝煌。

　　廣袤的西北地區具有空間和資源優勢，足可以形成經濟發展內在的動力。尤其是擁有深厚文化根基的西安，聚集著大批科研隊伍和大專院校，人力資源相對充足，加之有幾十萬家企業以及已經形成的門類齊全的裝備制造業體系，只要抓住時機，加快產業升級，占領價值鏈高端區域，陜西就一定能成為新絲路發展的強大引擎。

　　記者：談了這么多，您最后能否再結合絲路的興衰，總結一下這些規律性的東西。給后來者以啟示和借鑒？

　　徐君峰：從絲路的興衰史中，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中國是塑造絲路形態的主導力量，“中國興，則絲路興”。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而且發展勢頭依然強勁，中國的和平崛起為絲路的再次興起提供了前提條件。

　　現在我們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轉變思維模式，敢于提出突破性的發展戰略，從向東跟著中東部地區走向世界的模式轉過身來，向西，向西，再向西，讓中東部地區通過西部地區去連接歐亞大陸各國，以新歐亞大陸橋為基礎，使西安重新成為絲綢之路上的商貿和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