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從我國發展的歷史來看，西部地區具有重要戰略價值，西部地區的發展也一直是國家整體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的倡議者，但它不可能由我國單獨實現，需要與沿線其他國家充分交流合作。我們應當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依托，帶動中國西部地區向西開放，加強西北省區與中亞、歐洲的經濟交流與合作，推動中國的西部大開發向更高水平發展，惠及西部地區的各族民眾。“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實現非一日之功，短期和中長期的發展規劃一定要做好，切不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關鍵詞  絲綢之路經濟帶  西部大開發  向西開放

　　“絲綢之路經濟帶”這一戰略構想提出之后，絲綢之路沿線的西北各省區的政府和民眾對此熱情很高、期待很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國內一些媒體和公眾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解讀尚存一些誤解，筆者想借此機會談談自己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幾點看法，與大家交流。

　　“絲綢之路經濟帶”絕不是海洋戰略受挫后的折衷選擇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社會、經濟、教育、文化、交通、國防、科技等各方面獲得了快速的發展，特別是東部沿海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是也應該看到，在全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東西部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也在不斷擴大，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經達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例如，按照國家統計局去年公布的結果，以人民幣為單位的甘肅省居民人均收入和以美元為單位的上海市居民人均收入差別不大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局面若長期得不到改變，勢必將制約未來的整體發展。西部地區要獲得快速的發展，并逐漸縮小與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除了國家不斷加大扶持投入力度和西部地區民眾的艱苦奮斗以外，西部地區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加強與鄰近的中亞等周邊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也是重要條件。

　　中國面向周邊和全世界的開放格局也是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和全方位外交的應有之義。除了繼續擴大向東開放以外，向西開放也是國家發展戰略上全方位開放的需要和國家發展與戰略升級的需要。近年來，國內學界對于向西開放的重要性的認識已經有所提高，有學者甚至還提出了所謂的“西進戰略”。對此，筆者認為使用“向西開放”較之“西進戰略”更為妥當，畢竟從世界歷史上來看，“西進戰略”往往與軍事擴張和對外征服相聯系，在對外交流中容易引起誤解和不必要的麻煩，而“向西開放”的概念則更準確。

　　當前有觀點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向西開放戰略是我國外交向東發展遇到挫折以后才提出和實施的，是美國實施“重返亞太戰略”或“亞太再平衡戰略”壓力下的選擇，是與東部鄰國海洋權益爭端遲遲得不到有效解決而在西部方向上的突圍。這種觀點忽視了國家西部地區發展戰略的歷史延續性，在認識上有嚴重的錯誤，應該糾正。美國的全球戰略很清楚，就是要在全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領域成為具有影響、甚至支配性的力量。實際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其他利益也在增加，它現在在歐洲要做的事少了，在亞太地區要做的事多了，所以在軍事上也必然要向亞太轉移，對此沒有必要大驚小怪。即使美國的戰略重心沒有東移，中國也需要向西開放，這是中國全方位開放與全面發展的內在要求。向西開放與美國的戰略東移和東部沿海形勢無關。

　　改革開放以來，造成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東部沿海地區依托區位優勢，不斷擴大與深化對外開放，加強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是重要原因之一。相較而言，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廣大的西部地區受地理環境封閉、基礎設施水平差等因素的制約，對外開放的水平遠遠趕不上東部沿海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也因此與東部沿海地區有較大的差距。“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適時提出，對于擴大我國的向西開放和促進西部地區的快速發展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應該加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力度。

　　從西部地區的發展實際看中國、中亞與歐盟

　　從我國發展的歷史來看，西部地區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西部地區的發展也一直是國家整體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有學者向國民政府建議開發大西北，但是由于連年的戰亂和當時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有限，開發西北的計劃并未得以實施。及至五六十年代，中央開發西北的計劃才最終得到落實。出于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考慮和國防建設的需要，中央當時對西北地區的發展投入巨大。以甘肅省為例，這一時期國家在甘肅陸續興建了許多大型項目，甘肅中部地區聚集了當時全國最大的石油化工、銅冶煉、石油化工機械等工廠；為了加強與蘇聯的經濟文化交流，當時還規劃了蘭州至阿拉木圖的國際鐵路線。但后來西北地區的發展沒有取得預期的成績，這與當時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以及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有關。主要是由于上世紀60年代以后中蘇關系惡化，我們的向西開放被迫中斷，國家在西北的發展戰略也相應做出了較大調整，很多大的項目停工或下馬，西北的發展明顯減慢。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中蘇關系的緩和以及此后中亞國家的獨立，向西開放再次被國家提上議事日程。當時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絲綢之路計劃”等構想，但是大力修建的第二歐亞大陸橋(之前還有一個第一歐亞大陸橋①)實際上是沿古絲綢之路展開的，絲綢之路是它的主干方向，向西開放的意圖是明顯的。1960年代停建的中蘇國際鐵路開始重新修建，至1990年(由于車站建設等原因，正式客貨通車是在1992年9月)完工，這標志著第二歐亞大陸橋的正式建成。鑒于歷史上絲綢之路在溝通東西方經濟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當時人們對于第二歐亞大陸橋可能帶來的經濟發展以及路橋本身建設提出了很多戰略構想甚至具體的計劃，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還提出了一個希望西北幾個省區“聯合起來走西口”的口號。但是有兩個因素限制了西北地區的向西開放：內因是整個西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低，整體對外經濟交流能力不足，不具備開放條件；外因是中亞五國在蘇聯解體后尚處于經濟低谷和調整期，而第二歐亞大陸橋開通時正是中亞這些國家包括俄羅斯經濟狀況最糟的時候(俄羅斯經濟經過1992～1996年才大致停止了經濟衰退)。

　　盡管如此，第二歐亞大陸橋的開通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使“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實現具備了必要的現實條件，特別是交通條件大大改善。絲綢之路現代交通線的暢通僅僅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得以建成的必要條件，而它的實現還需要具備其他一些條件。譬如，交通線沿線的自然地理環境、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和產業布局等。按照經濟地理學的解釋，“經濟帶”的建成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有一定密度分布的城市，二是城市之間經濟構成有比較多的聯系。更重要的是，向西開放既需要有我們自身的基礎，也需要相關國家具備一定的條件，否則不可能成功。這些條件在20年前是很差的，1992年中國與中亞五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僅有4.6億美元。

　　2000年，“西部大開發”戰略開始實施，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不斷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扶持和投入力度，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非常快，基礎設施、經濟發展成就明顯。從現在的條件來看，西北地區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對外開放的現實基礎；與此同時，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亞五國的恢復性增長期也已結束，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期，具備了開放聯合的基礎。2012年，中國與中亞五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460億美元，阿拉山口鐵路進出口貨物總量達到了1151萬噸。

　　此外，向西開放不僅要考慮中國和中亞之間的關系，還要考慮中國和歐洲、中亞與歐洲之間經濟貿易發展的條件。歐盟是中國目前最大的貿易伙伴，中亞與歐洲的經濟貿易增長也非常快。2011年，哈薩克斯坦與歐盟的貿易總額達到了538.16億美元，同年，烏茲別克斯坦與歐盟的貿易額也達到了23.67億美元。中國、中亞、歐盟三個板塊的經濟都在發展，這樣“絲綢之路經濟帶”就不僅僅是中國與中亞之間的開放合作，還有更強、更大范圍的帶動作用。上述條件使得“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實現條件更趨成熟，現在提這個問題也就比較現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