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是指中國古代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因大量中國絲綢經此道西運，“絲綢之路”。這條大動脈貫通了當時人類文明發展的中心——亞、歐、非三個大陸，導致黃河流域的中華古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古文明、兩河流域的希臘古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古文明以及歐洲大陸的羅馬古文明交流融合。也促進了佛教、襖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蘭教向東西傳播，給人類文明發展史以極大的影響。因此，有學者認為“絲綢之路”的貫通，對人類歷史的影響，不亞于哥倫布對新大陸的發現。

中國史籍也以“鑿空”稱贊張驀開通“絲綢之路”的卓越貢獻。因對匈奴戰爭欲結盟大月氏的需要，漢朝廷召募出使西域的使者。漢中城固人張賽應募，于武帝建元二年（元前139年）執漢節率百余人自漢長安城出發。途中為匈奴阻隔拘禁達十年之久。后乘機脫走至大苑、康居、月氏、大夏諸國。于元朔三年 ）元前１２６年）返回長安。給正與匈奴進行軍事斗爭的漢朝廷提供了西域諸國的情況。元鼎二年（元前115年）漢武帝又派遣張賽率領三百人組成的龐大使團前往烏孫，成功的與烏孫結盟。張騫在烏孫又派副使至大宛、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諸國，致西域諸國始通于漢。在與匈奴多次作戰勝利后，漢于河西設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在玉門、陽關二關以西，沿途建烽隧亭障，戌兵屯田，并設立西域都護府，從而保持了自長安西行，經河西，出兩關抵西域諸國的“絲綢之路”的安全和暢通。漢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絲帛錦繡外運。西域五十余國通使漢廷，不絕于路，各國商隊也將各自的珍奇異物運至長安，漢長安城遂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商貿大都會。

漢長安城是當時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城略呈方形，四面各開三門，城垣面積達三十六平方公里。人口約達五十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宏大最昌盛的城市。西漢王朝在長安城設立大鴻臚專門管理外交事務。在長安未央宮北的稁街設立居處各國使節的使館區。對一些友好國家的國王，君長慕名而到長安的。往往被安置在長安南郊上林苑內的葡萄宮、平樂觀等國賓館接待。不少國家還送年青的王子到長安，學習先進的漢文化。有的回國繼位后，更促進了雙方的友好交往。甘露三年（元前５１）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到長安竭見漢宣帝。后來他又親到長安迎娶“昭君出塞”。以及烏孫迎其在長安的王子回國繼位，鄯善國迎其酋長自長安歸國等，都舉行了盛大的迎送儀式，這使長安城充滿歡樂喜慶，友好祥和的氛圍。

西域各國的商人，往往以各國使者的名義來長安。他們組成龐大的商隊，少者百十人，多者數百人。他們帶來各自國家的珍奇異物。按《漢書·西域傳》載稱的有“明珠、文甲、通犀、翠羽珍盈于后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這些珍奇異物當然是皇室享用。據《三輔黃圖》卷三載稱“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烷布、切玉刀、巨象、大雀、獅子、宮馬，充塞其中。”同書卷二載稱“武帝為七寶床、雜寶案、廁寶屏風、列寶帳、設于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為勒，白色琉璃為鞍”多不勝舉。但對致力于解除匈奴威脅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來說，最為關注的是事關國防大計的大宛“天馬”。在遠征大宛后，從貳師城一次就得到最健壯的汗血馬數十匹，其它良馬三千余匹。于太初四年（元前１０１ 年） 回到長安。士卒受到天子豐厚的封賞。

大宛天馬在長安的飼養，作為其飼養的苜蓿，也在長安郊野廣為種植。作為西域來的美酒——葡萄酒原料的葡萄，也在長安上林苑隨處可見。此外，原產于西域的胡桃、胡麻、胡豆、胡瓜、胡萎、胡蘿卜、蔥、蒜、花椒、石榴等也都先后傳入長安。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物質生活。

外域文化也使長安的人們耳目一新。由西域傳來了箜篌、觱栗 、琵琶、胡茄、胡笛等樂器。使胡樂風糜長安。西域的舞蹈也在長安流行起來。以歐洲羅馬黎軒眩人（魔術師）為代表的雜技百戲在長安演出，更使朝野傾動。這些都開闊了人們的視野，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

漢長安城是全國的經濟中心，長安九市是全國規模最大的交易市場。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各國商人販的珍異貨物到達長安，又將大批絲綢轉運回國，長安隨之成為最昌盛的國際貿易市場。長安九市以東、西二市為最大，尤以東市最為繁華。西域來長安的商隊，也大都居住在東市南面的稁街一帶。市的四面都有圍墻，每面各開二門，市內為井字形街道格局，沿街列市肆。市中心有市署等管理機構。市場內商販云集，不只匯集了全國各地的絲綢錦繡，陶瓷器皿、銅鐵制品和日用雜物。而且有來自西域的皮毛織品、珠寶玉器、珍奇異物等也琳瑯滿目、貨品繁多且數額巨大。如一西域裘皮商店，其中僅名貴狐貂裘皮一項，即達千多張。胡商的資本也十分雄厚，一家經營毛織品的胡商，其富竟可比“千乘王侯之家”。至于經營珠寶玉器的胡商，更是資產鉅萬。這些珍貴新奇的舶來品，為長安豪貴富商所青睞，不惜重金購買。經考古鉆探，得知東市的位置在今西安市未央區六村堡鄉袁家堡村東一帶，其范圍正當漢長安城廚城門大街以西１２０米、橫門大街以東９０米處。東市東西長７８０米，南北６５０－７００米，面積約０.5平方公里。從其規模看，堪稱是當時世界上最宏大、最繁盛的國際商貿市場。

西漢新莽戰亂后，依靠南陽豪族集團取得政權的漢光武帝，把首都移至洛陽。但漢長安城仍被定為西都。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戰亂紛爭的時代。漢長安城也難免兵火破壞。但先后仍有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以漢長安城為都。在“絲周之路”因中國國內政治動亂無暇西顧而時斷時通時，漢長安城始終是中國西部地區最宏大、最重要的城市，也是集結中西國際貿易的重要商埠。另外，在東南海上“絲綢之路”尚未開通時，由于長安地處西北、西南交通的要沖。無論傳統的由長安西出關隴道，經河西出兩關的“絲綢之路”或是由長安北上，出陰山道的所謂草原“絲綢之路” ，還是由長安出關隴南道，經青海抵印度的所謂唐蕃古道。以至由長安南穿秦嶺，經巴蜀、永昌抵印度的所謂西南夷“絲綢之路”。都是以長安為起點的。再從史籍有明確記載的西行求法高僧的行程看如史稱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朱士行，于曹魏甘露五年（公元２６０年） 是自長安出發西行的。撰寫《佛國記》留名青史的法顯于東晉隆安三年（公元３９９年）是自長安結伴西行的。撰寫了《游行外國傳》的智猛于后秦弘始六年（公元４０４年）也是由長安結伴西行的。在唐初由于突厥的侵擾而禁約百姓出國西行的情況下，玄奘法師于唐貞觀三年（公元６２９年）也是秘密的自長安出發，偷渡邊界的五烽后，始得抵達西域的。有明確記載的，這些不同時代的西行求法高僧，都是首途于長安，這決不只是偶然而已。

隋唐時期，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步入鼎盛階段。經濟、文化高度發展，居于當時世界文明的前列。在穩定的政治局面和雄厚的經濟力量支持下，才有可能大力經營西域、擴展“絲綢之路” ，將西漢以后屢遭挫折的“絲綢之路”商業貿易推向鼎盛。

南北朝以來，戰亂紛爭，國勢衰微。突厥、吐谷渾在西北崛起，不斷入侵，寇抄絲路，造成嚴重的威脅。大業五年（公元６０９年），隋煬帝自長安率軍西巡，擊潰了吐谷渾，又會見了西域二十七國君長，重新控制了河西四郡，恢復了“絲綢之路”的秩序。但隋末戰亂，絲路又被阻隔。唐初在突厥威脅下，也禁約出國西行，自貞觀三年（公元６２９年）經過二三十年的軍事征戰，先后擊潰東突厥、吐谷渾、擊滅高昌、薛延陀部、以至徹底擊潰西突厥。唐朝廷設立龜茲、于闐、碎葉、疏勒四鎮，又先后設立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這是唐朝廷對西域、中亞、阿姆河以南廣大地區，牢固控制的軍事指揮系統和行政管理系統。有效地管理和保護了“絲綢之路”使其達到有史以來最繁榮的頂點。與唐通使的國家和部族多達上百。使沿途國家和地區經濟都得到發展。《資治通鑒》天寶年條稱“是時中國強盛、自開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

隋唐長安城是規模浩大，氣勢恢弘，布局整齊的大都城，城垣面積達８４平方公里，人口達百萬之眾。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和繁盛，長安成為交通頻繁、賓客輻湊，商業繁榮的國際性大都會。有來自各國的使節、學者、高僧、藝術家、留學生和商人。有大批外國人流寓僑居，貞觀初僅突厥降部入居長安的就近萬家。他們都受到唐朝廷的保護和禮遇。他們的上層人物，還擔當重要官職，受到唐皇室的寵信。他們中最多的是商人，在長安西市經營常多達數千人。他們的下層，由于嫻于馴養駝馬，長于騎射狩獵，故多為長安的豪貴、富商所雇傭豢養。這在西安的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牽駝牽馬俑、騎馬狩獵俑都生動地反應了這一歷史事實。他們勇武豪邁、彪悍矯健的性格特征，都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些來自突厥、昭武九姓諸國、東羅馬等中亞、西亞以至歐洲各地人們的奇裝異服，就足以使長安人眼花繚亂、艷羨不已了。對美和新奇的追求是人之常情，尤以年青人為最，在衣著上模仿也是很自然的事。貞觀時長安城內“胡著漢帽，漢著胡帽”的己很常見。貴如皇太子承乾，就好突厥語，著突厥服。到了開元前后，大唐己至極盛，長安的“胡化”也盛極一時。在衣冠服飾上尤為突出。這時男子著胡服已司空見慣。令人驚異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束縛的婦女，也態意地追逐這一時尚潮流。《舊唐書·輿服志》就記述了從初唐到開元時，婦女服飾的巨大變化。據載唐初“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羃 　……而全身障蔽，……”。到了唐高宗永徽以后，“皆用帷帽，脫裙到頸，漸為淺露。”到開元初“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裝露面，無復障蔽。……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 ，著胡服，扮男裝是長安青年貴族婦女最熱衷的時尚。

西域胡樂自兩漢傳入后，至唐初已達高峰，貞觀十一年（公元６３７年）整理出的十部樂一一《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和《高昌樂》，大多是西域諸國的。以鐘罄等打擊樂器為主的傳統的雅樂，因襲規范，缺乏創造，遠離生活而被社會冷遇。以管弦樂器為主的西域胡樂則風糜長安。風流天子李隆基就是善擊揭鼓的高手。唐代的樂府伶工也多出于西域的音樂世家。如以善弄婆羅門見稱的米國人米嘉榮家族，以琵琶聞名的曹國人曹保家族，其家族子弟在長安樂府，幾與李唐一代共始終。音樂與舞蹈互不相離，西域諸國的舞蹈也風行長安。大致有軟舞、健舞之分。而健舞尤以胡騰、胡旋、拓枝最為盛行。所謂“石國胡兄人見少，蹲舞榻前急如鳥”。①“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 。②從中可見舞者系西域石國人，又可能是印歐族的白種人。開元之際西域諸國多獻胡旋女，玄宗深好此舞，楊貴妃、安祿山都能為胡旋。自波斯傳入的打馬球，更是在長安皇室貴族、御林禁軍中盛行不衰。

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最早是佛教，此時唐長安城內已是塔寺林立，名僧輩出的佛教重地，佛教寺院有上百所。唐朝廷對僑居長安的外國人采取保護和禮遇的政策，對他們的宗教信仰也采取寬容和尊重的態度，準許在長安建立其宗教祠宇。因之從外域先后傳入的有火襖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蘭教。火襖教是波斯薩珊王朝國教。在與西市相接的醴泉、布政、崇化等坊都立有祠宇。另外在開遠門北側的普寧坊，東市旁的靖恭坊也立有祠，這些祠宇所在，當是信奉者聚居的地方。西安出土的《蘇諒妻馬氏墓志》、天寶三年（公元７４４年）《唐米國大首領米公（薩寶）墓志》，就是襖教信徒和教職人員的墓葬。近年在西安北郊陸續出土了北周時期的襖教薩寶的墓葬，其石質ｇｕｏ和榻上，都刻有襖教祭司和祭壇的場面①。說明襖教在北朝時己傳入中原。景教是基督教的一個支派——聶思脫里派，在東羅馬遭到排斥后，在波期傳布。于貞觀九年（公元６３５年）傳入長安。敕準在長安義寧坊建祠一所。原稱波斯胡寺，后為免與襖教混，而改稱大秦寺。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７８１年）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于明末在西安出土。碑文闡述了景教流傳的經過。并稱景教在中國“法流十道” “寺滿百城”。碑額刻有帶翼天使及十字紋圖案。碑側及下部有波斯文。有人名、官職等。摩尼教大概在開元前已傳入長安。安史之亂時，因借回鶻兵平叛，回絕貴族信奉摩尼教，摩尼教遂風行長安。代宗大歷三年（公元７６８年）敕準摩尼教在長安建“大云光明寺”。后又在荊楊等州建寺。據《舊漢唐書·大食傳》載，大食國于高宗永徽二年（公元６５１年）遣使朝貢，同時將伊期蘭教傳入長安。是否在長安建有伊斯蘭寺院。史無明載，但平安史之亂時，大食也出兵相助，不少大食人落籍長安，在他們聚居的坊里建立寺院是有可能的。

大唐朝廷對外域文化和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豁達大度的政策，充分顯示鼎盛的大唐王朝博大容納，開放自信的時代精神。

長安的商貿集中在東市 （都會市）和西市（利人市）。分別位于皇城的東南和西南，其位置東西對稱，各占兩坊之地。平面略呈長方形，東市南北長１０００米，東西寬９２４米。西市南北長１０３１米，東西寬９２７米。兩市大小幾乎相等。市周有墻，墻內有沿墻平行的街道，皆寬１４米。市內南北、東西向的街道各二條，四街交叉成“井”字形，將整個市場劃為九個長方形，最中間設有市署等管理機構。每方的四面均臨街，排到市肆。對西市局部發掘得知，市街均寬１６米，路兩側都有排水溝。臨街商店規模不大，最長者不到十米，約合三間左右，最小的四米許，僅是一間的樣子。特別是近日對西市北部兩處十字街的發掘，道路及排水溝保存較好，東北十字街街西側水溝上的一個石涵洞保存十分完整。從出土的大批骨料、許多半掩于地下的大水缸及大型石臼看，在店面后方有大量手工工場作坊存在。再從前中后三期的文化堆積及對路面、水溝的修筑等情況看，西市在晚唐時達到了極盛。

東西二市各有二百二十行。據日僧園仁《入唐求法巡禮行紀》載稱 武宗會昌三年（公元８４３年）六月二十七日夜“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己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可見東市之盛。但西市較之更為繁盛。這里是胡高聚集的國際貿易市場，故又有“金市”之稱。西市胡商壟斷的行業主要是珠寶珍玩、香料藥材，并金銀玻璃制品等出自西域各地的商品。另外胡商經營邸店酒肆，還放高利貸。有的久居長安，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有的甚至勾結官員“殖貨縱暴”。胡商大多資本雄厚，經營有方。《太平廣記》載有胡商豪賈，曾在長安西市以“五十萬買珠” “一千萬買寶骨” “十萬貫買武則天青泥珠”等巨額貿易的記錄。由于商貿繁榮，長安巨商也有與胡商聯合，與官府相結而財勢熾盛的巨富大賈。如高宗時，經營絲綢的大商人鄒鳳熾“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游。邸店園宅，遍滿四海，四方物盡為所收……”③ “又有王元寶者，玄宗嘗問其家私多少，對曰臣諸以絹一匹，系陛下南山樹，臣絹未窮”。玄宗不禁感嘆地說“聯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也。④晚唐大商人王酒胡，曾納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后朝廷欲修安國寺，敕命能舍錢一千貫者，撞鐘一下。王酒胡“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即于西市運錢十萬貫入寺”。⑤

唐長安城作為國內國際的商業貿易中心，四方貨物轉運至長安，與水陸交通的發展不無關系。據《唐六典·卷五》載，當時全國驛站有１６３９所，其中“二百六十所水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東至宋卞，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驢驛南指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州、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⑥可見當時以長安為中心的全國水陸交通的暢通和安全。

“開遠門前萬里堠”⑦開遠門是唐長安城的西門。這里是通向“絲綢之路”的起點。據《南部新書》載“平時開遠門外立堠，上書，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為萬里之行”。用以慰藉遠行的人們。殊不知正是這種不遠萬里，不避險阻、勇往直前，開拓進取的精神，才使貫通中西的“絲綢之路”得以安全暢通，傳播著和平、友誼、繁榮和文明，為人類的文明與發展作出了不朽貢獻，而永垂史冊

①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

②李端（胡騰兒）

③陜西省考古所《西安發現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0年6期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槨墓》2004年10期

③《太平廣記（點）雜錄談》

④《太平廣記（點）卷483》

⑤尉遲《中期故事》

⑥《通典卷七》

⑦元稹《涼州伎》

                                                                   （sx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