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是伴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中原與邊地間的戰爭、宗教形勢的變化而變遷的。新的絲綢之路被開通，舊有的絲道便被廢棄。絲綢之路長安涼州道的衰落，就是因為安史之亂后吐蕃與中原的戰爭。唐代原州 (固原)陷吐蕃后，致命的打擊是中斷了絲綢之路東段北道，都城長安通往西域的長安——— 涼州北道，已失去了昔日中西商賈、使節、僧徒熙攘往來的繁榮景象，經濟文化的交流處于中斷狀態。迂回運動，也是特殊背景下的一種形式。長安——— 涼州北道受阻，必然要有新的道路取代，這就是途經寧夏北部靈州的長安—靈州道。靈州道自開通以來就是一條朝貢之路、貿易之路、文化之路，在特殊時期承擔著特殊使命。絲綢之路靈州道近300年的暢通過程，經歷了許許多多重大歷史事件，積淀了不少中西文化交融的精萃。

　　靈州，是宋代初年以前寧夏北部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處黃河東岸，是關中北出塞外的北部重鎮，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尤其是軍事地理位置。靈州西通河西涼州；南向原州(寧夏固原)通往長安的大道；北通漠北草原絲綢之路；東連太原一線，體現了交通樞紐的作用和軍事重鎮的位置。戰國時齊桓公西征大夏時，可能走的就是經過靈州的這條道。即由山西北境西行，經陜西北部至寧夏渡黃河，過“卑耳山”(賀蘭山)，經“流沙”，即今賀蘭山西北的騰格里沙漠。若此說無誤，靈州道的“誕生”或可提前至戰國時期。

　　唐代的靈州，是北魏薄骨律鎮、隋代靈武郡的延伸。唐代初年的靈州，已置有總管府，公元624年改都督府，屬關內道，除管有數州縣之外，還設有管理突厥、回紇等少數民族的若干個羈縻州。整體上，覆蓋寧夏中北部地區。天寶元年，改稱為靈州都督府。安史之亂后，唐玄宗倉皇離開長安逃往西川，太子李亨北上，途經固原至靈州。公元756年7月12日，李亨在靈州即皇帝位，在靈州城南樓詔告天下，并升靈武郡為靈州大都督府。李亨即位靈武，靈武大都督府兼朔方節度使駐地，是當時黃河中部軍政建置最高、管轄范圍最大的都督府。靈武大都督府存在的時間雖然不是很長，但對靈州政治地位的提升，絲綢之路靈州道的開通與奠定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李亨即位靈州，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這里成了全國的政治中樞。靈州始終沒有陷入吐蕃，這就從地理環境方面為長安——— 涼州道的暢通提供了條件；再加上靈州升為大都督府，從政治、經濟、文化的方面保證了靈州道的暢通。長安——— 涼州北道(固原)因吐蕃而被隔阻，就是靈州道之所以暢通的見證。

　　通常意義上的靈州道，即指晚唐、五代到宋初這一歷史時段以靈州為中心，連接西域與中原朝貢、貿易往來的主要通道。長安—靈州道，是唐代中后期對長安——涼州北道(固原)的取代，也是對長安涼州北道的延伸，依舊是絲綢貿易之路。盡管其走向發生了變化，但絲綢之路本身所承載的歷史使命沒有改變。“唐末五代，由于民族戰爭和政治形勢的變化，從靈州經回鶻境而入西域的路線便起著勾通東西的作用”，這一時期靈州道的歷史意義已經得到了顯現。

　　靈州道與涼州道

　　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的走向是：長安——原州(固原)——會州(甘肅靖遠)——涼州。靈州往返于絲綢之路的走向，是沿清水河谷地南下，在原州以北的石門關界(固原北)入絲綢之路的。《史記·秦本紀》載：“秦惠文王后五年，王游至北河”。這里的河即黃河。史念海先生認為：秦惠文王所觀的黃河，當在唐代靈州。所走的路線是沿著固原清水河谷地到黃河岸邊。據此可見，原州到靈州自古就有一條通道。當吐蕃兵鋒直達關中，原州成為吐蕃鐵蹄踐踏的疆場后，靈州南抵原州后再達涼州的道路自然是阻絕不通。因此，靈州南下原州再往涼州的絲綢之路的暢通與否，與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的暢通與否可謂唇齒關系。

　　在寧夏境內的絲綢之路走向唐以前的和平時期是原州蕭關道，宋以后戰時是靈州道；蕭關道通則靈州道暢，原州失陷則靈州道就受阻。當然，靈州向北與草原道也是相通的，但和平年代走絲綢之路長安——— 涼州道，既快捷又基本穿行在綠洲，條件大好于北方草原道。

　　根據史料和從研究進展看，靈州道的走向應該是兩條線：一條是靈州——涼州道，屬捷徑；一條是靈州——— 甘州道，走草原絲路。

　　靈州道怎么走

　　靈州—涼州道，是涼州暢通時的捷徑。靈州—涼州道捷徑的走向，古人已有記載。高居誨在他的《使于闐記》里說：“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點沙。至三公沙宿月氏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里……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對這條線路，歷史學家陳守忠先生做過實地考察，認為自靈州渡過黃河，出賀蘭山西北行，經阿拉善左旗折向西南行百余里，即達白亭海至白亭河(今石洋河)；渡白亭河可達涼州。從地圖上看是向北繞了一個灣子，實際上這是出賀蘭山越騰格里沙漠最好走的一條路。五代、宋初，中原使節、商旅及僧侶往返皆走此道。靈州—涼州道，涼州——— 靈州——— 長安，實際上是“安史之亂”前靈州——— 原州——— 涼州道的另一種走向。

　　靈州—甘州道的走向是甘州—居延海(內蒙額濟納旗)—靈州—長安，大致走向是草原路。唐代大中年間吐蕃據涼州時，使者、商人等皆繞道漠北，循回鶻舊路或由甘州北趨居延海，然后南下靈州而至長安。當涼州被吐蕃占據而未復時，往來于絲綢之路的各色人只能是由長安至靈州，再穿越沙磧至額濟納旗，再繞至甘州。當涼州收復后，靈州———涼州道暢通。

　　無論是靈州—涼州道，還是靈州—甘州道，都是不同歷史階段的產物，總體上我們都稱為靈州道。自晚唐靈州道開通，歷五代、宋初，靈州道承擔著絲綢之路貿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陸上主要任務，是北方南下至長安的重要通道，是中西交通的主要干線。據敦煌文書稱：曹氏歸義軍時期，靈州道空前活躍，朔方節度使(靈武節度)擔負著朝貢使節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并確保靈州絲綢之路暢通無阻的神圣職責。無論是晚唐張氏歸義軍時期，還是曹氏歸義軍時期，靈州道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這期間使節、商旅絡繹往來，民族之遷徙、文化之流變，特定的歷史背景繪就了一幅幅瀚海與草原并舉的絲綢之路的歷史畫卷，對晚唐、五代與宋初的歷史產生過深遠影響。

　　晚唐五代宋初的靈州道，向西可通達西域；向東是通往長安、洛陽與開封的通道。大致走向：由長安北上至邠州(陜西邠縣)，循馬嶺河而上經慶州(甘肅慶陽)至朔方節度使治所靈州。自靈州渡過黃河，出賀蘭山口(三關口)西行，穿騰格里沙漠，抵今甘肅民勤縣，沿白亭河谷南行，渡白亭河至涼州，與河西走廊古絲綢之路匯合。

　　靈州道始末

　　晚唐、五代至宋初，中原與西域、天竺之間的商貿十分頻繁。雖然此時海上絲路也在運行，但主要還是在陸路。陸路的通道靈州是必經之地，因為長安—涼州道受阻后，長安—靈州道有其地域上的聯系和絕對優勢。自西域和天竺東行的各色人進入河西涼州后，接著沿白亭河流域北行直達甘肅民勤縣附近，然后東行至靈州，在由此南折達北宋內地北端的環州(今甘肅環縣)，再入長安。靈州道的走向，就是上述自然地理條件的折射。五代時期的后晉，曾遣供奉官張匡鄴、鄣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等一行赴于闐冊封其王李圣天為大寶于闐國王，于公元938年12月自靈州出發，走的就是這條道。高居誨記載了沿途的路線和行蹤。

　　在日本研究者的眼中，經過晚唐、五代的發展，宋初時的靈州，已經成為國際交通都市。作為中轉和集散地或交通樞紐，靈州與河西及中原之間有著密切的交通與承載關系。在靈州道上主要的文化交流和蕃漢交易一是來自于北方、西域、天竺、河西等方面的各國朝貢使及其隨從；二是天竺僧人及其他西域僧人東來宋朝；三是宋朝西去求佛經者；四是回鶻人經靈州往宋朝內地的商貿活動，包括回鶻人在靈州的商貿活動；五是靈州周圍的蕃部在靈州的馬匹交易，宋朝在靈州馬市賣馬運回內地，西涼府六谷蕃部在靈州的馬市最為繁忙；六是軍事需求，這在靈州同樣重要。由此，可見日本人前田正名所說的靈州的國際交通都市的地位非虛。

　　然而，與宋、遼鼎立的西夏突然控制了已成為國際性的貿易都市靈州之后，切斷了北部、西部與靈州方面的往來。靈州道的停滯，對于甘州的商人來說，無疑是喪失了與中國販賣西域寶貨所獲取厚利的通道；對于涼州商人來說，則喪失了靈州馬市的通道，土特產沒有了銷路。商貿活動沒有了，其他的文化交流與傳播更是無從談起。

　　西夏占據靈州后，在靈州道上不斷劫掠往來商旅及文化使者，北宋與西域的交通隨即斷絕。從此，由東面子午嶺(陜西與甘肅的界山)到西邊寧夏六盤山一線都成了宋夏鏖兵的戰場。為爭奪靈州，宋夏兩軍在這里的攻防戰持續了近百年。

　　公元1020年，夏王李德明遷都興州。這一年是宋真宗天禧四年。也就是在這一年，宋朝正式詔告西涼府回鶻，此后向宋朝的貢奉改由秦州路(今甘肅天水)，興盛了數百年的靈州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文/薛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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