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的開拓與唐代邊塞詩的繁榮息息相通，無數唐代文人或游邊、或入幕、或奉使，行進在古老的絲綢之路，寫下了壯麗多姿的邊塞詩，構成了盛唐最華麗的樂章之一。

　　初唐楊炯的名篇《從軍行》中“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表達了一代文人的價值選擇，“投筆從戎”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標簽。與中原相比，邊塞奇麗而苦寒的自然風光，緊張而動蕩的軍旅生活，以及多彩多姿的異域風土人情，激發著唐代士人。或許可以說，絲綢之路也是一條詩歌之路。

　　從長安西去踏上絲綢之路，第一道自然屏障即為隴山。隴山不僅是自然地理的分界線，隔斷了秦隴兩地，分開了渭河平原與隴西高原，而且是一道文化分隔線，是京畿內地與邊關塞外的分界線。岑參作為盛唐最負盛名的邊塞詩人，其《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寫道：“十日過沙磧，終朝風不休。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詩中所寫當是詩人的耳聞，卻也透露出對邊塞奇異風光的心理感受與無限遐想。高適的隴頭詩歌則多寫得慷慨激昂，如《獨孤判官部送兵》：“出關逢漢壁，登隴望胡天。亦是封侯地，期君早著鞭。”征人登隴而激揚風發的英雄豪情，表露出悲壯的美感。

　　翻越隴頭，經過南北兩路皆可到達涼州，涼州自古以來為河隴重鎮。盛唐時期尤為繁榮。岑參的《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曰：“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于涼州歌舞繁華刻畫中可見詩人之豪情。

　　河西走廊西端的陽關與玉門關，扼守絲綢之路要沖，也是唐代詩人著意刻畫的西域門戶。自漢代班超上疏曰：“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門關。”“生入玉門”，乃成為此后西出大漠文人的口頭禪。晚唐胡曾《詠史·玉門關》詠嘆“西戎不敢過天山，定遠功成白馬閑。半夜帳中停燭坐，唯思生入玉門關。”戴叔倫反其意而用之：“漢家旌幟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愿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陽關”作為一個意象，也是進入絕域的門戶，又是連接中原與西域的樞紐，唐詩中送友人赴安西而作的詩中寫到陽關的不少，如王維名作《送元二使安西》、耿湋《隴西行》等。在描寫西域風光的詩人中，岑參也最有代表性。

　　西州境內的交河城地勢險要，安西大都護府最初即選擇設在這里。這里是絲綢之路中的交通要道，在不少詩人筆下，交河成為西域的代名詞，交河冬寒、征戍之苦成為詩人常寫的意象。如虞世南《出塞》：“凜凜邊風急，蕭蕭征馬煩。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駱賓王有《從軍中行路難》詩云：“陰山苦霧埋高壘，交河孤月照連營。”孟郊《折楊柳》寫道：“花驚燕地云，葉映楚池波。誰堪別離此，征戍在交河。”陳陶《水調詞十首》更從征夫思婦著筆：“長夜孤眠倦錦衾，秦樓霜月苦邊心。征衣一倍裝綿厚，猶慮交河雪凍深。”在這些詩里，交河已是象征邊塞的文化符號。

　　至于輪臺、北庭、焉耆、龜茲、疏勒、于闐等地，唐代邊塞詩中亦多有描寫，唐代西部的邊塞詩歌，通過形象的詩歌語言勾畫出絲綢之路的風土人情，可視為研究絲綢之路的感性資料。絲路景觀也為邊塞詩的寫作提供了豐富多彩的素材，成為詩人抒情的觸媒。二者的關系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分析。

　　其一，絲路文化影響唐代邊塞詩的精神風貌。絲路文化是唐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唐代中原文化輸入了新鮮的血液。臺灣著名學者傅樂成在論述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時，認為“唐代文化，上承魏晉南北朝。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化對唐代文化直接發生影響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莊思想、佛教和胡人習俗。其中后兩種因素自外族傳入，而且是經歷了數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對這三種文化因素的承襲，也以后兩種為主”。而后兩種文化因素，則皆自絲綢之路傳入。由此形成的唐代文化的包容性、復雜性與多元性，唐代蓬勃向上的政治局面與開放式的思想文化環境，不僅孕育了唐人自信豪邁的性格，也激發了士人奔赴邊塞的英雄情懷。

　　其二，絲綢之路為唐代邊塞詩提供了一系列內涵豐富的文化符號。古人云文學得江山之助，唐代邊塞詩的繁榮也得到絲路之助。一方面，絲路上的自然景觀在邊塞詩中得到了全面翔實的刻畫，大量的邊塞詩疊加在一起構成了絲路風光的全景圖。另一方面，這種文化景觀已不限于自然地理意義上的寫實，而上升為蘊含著豐富歷史與人文內涵的文化符號，前文分析的隴頭、涼州、陽關、玉門關莫不如此，不僅豐富了邊塞詩的題材與內容，也深深地影響了邊塞詩的風格與意境。

　　其三，絲路景觀作為觸媒影響邊塞詩的情感抒發。在唐人心目中，邊塞是地理分界線，也是文化、風俗與心理的分界線，以及家園與絕域的分界線。因此，除了客觀的寫實，唐代絲綢之路上的邊塞詩還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邊塞成為借以抒情的文化符號，絲路風景也成為激發詩思的觸媒，古典詩歌常寫的思親念友、聚散匆匆，報國心切、歲月空老，人生苦短、功業難建，征戍無期、歸家無計等，這些平常之情均在邊塞背景下得到激發和強化，從而匯成豐富多彩的多元特色。因而，唐代邊塞詩中蘊含的情感如同西域的美酒，顯得更為濃烈，值得細細品味。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