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9年，西漢王朝遣張騫西行，經過多年努力后建立了中原與西域的聯系，使中原與西域、國內與國外交往變得非常密切，形成了聞名世界的絲綢之路。到了元代，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率領其鐵騎西征西域，并分封諸子孫經營西域及中亞等地，使中央政權與西域的聯系更加緊密，尤其是當元世祖定都大都以后，元政權與周邊各民族、各政權的來往更是頻繁。絲綢之路，如眩目的錦緞般由大都向四面伸展而去。這為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極好的契機。沿著絲綢之路生長起來一種特殊的文學，我們可以稱之為絲綢之路文學。所謂絲綢之路文學，既包括絲綢之路沿線的作家們的書面創作，也包括絲綢之路沿線的各個民族的口頭創作，它們在某種程度、某一側面，更能真切地反映絲路人民的生活內容，深刻地體現絲路沿線人民的心理氣質、精神風貌。它經歷了漢唐時期的積淀、發展，到元時已成氣候，無論是在題材的開拓、作家成員的組成、還是體裁的豐富方面，都顯得非常突出。      

　　隨著元代文學研究的深入、擴大，絲綢之路文學(此處指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并狹義地指稱中國西北地區沿線的文學)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受到關注，雖然還沒有以絲綢之路文學這樣明確的、整體的觀念作指導研究元代絲路文學的著作與文章，但并不意味著就沒有研究，有很多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實際已經涉及到了這一領域，有些方面甚至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元代的絲綢之路沿線，居住著各個不同的民族，各個民族都曾是元代文化藝術建設的積極參與者。元代絲路文學創作中，同樣活躍著不同民族的作家們的身影。對這些作家族別、生平思想的考證，也就成為元代絲路文學研究一個必須的環節。20世紀早期，陳垣寫成了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中華書局1962年)，無疑是這種考證研究的開端標志。陳垣細致深入地考證了元代的一批華化了的西域人的族別、生平、宗教信仰。在“文學篇”中，他按照詩、文、曲三個不同的類別，以翔實有力的材料，論證了作家們的民族歸屬，簡潔地評述了他們的創作成就。這一著作對元代絲路西域段作家考證之精、數量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元西域人華化考》也就成了元代絲路文學研究中永遠的經典。       

　　此后，相關的研究較為沉寂，一些文學史偶有涉及之，如錢基博的《中國文學史》和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肯定了絲路作家耶律楚材西域題材的作品。重要成果的出現，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由于古代文學研究的全方位深入展開，元代絲路文學研究也受到了重視。

　　這一新時期的絲路文學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絲路作家，尤其是絲路西域段漢語文學創作群體備受關注。白壽彝《回族人物志·元代卷》(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對元代絲路文學中的作家如高克恭、薛昂夫、贍思等人的生平、作品等進行考證評定，并匯輯了其中一些作家的遺文、碑傳題跋等材料。門巋《元代蒙古族及色目詩人考辨》(《文學遺產》1988年第5期)，考證了相關的十幾位蒙古和色目詩人的生平，并糾正了一些長期以來的訛誤。柴劍虹、蕭起慶、楊鐮等一批研究人員都為此項研究作過貢獻。楊鐮的《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20世紀末，元代絲路西域段漢語文學研究的一部專著。此書對于元代絲路漢語文學創作的重要詩人群體——來自西域沿線的各個不同民族的作家貫云石、馬祖常等從文獻、題材、風格各個角度，探討了詩人群的文學成就與元代文學的關系，這一群體出現的意義。楊鐮在繼承陳垣先生的精細的考證的同時，更多的是關注研究對象的文學成就、特點、價值、影響等問題。最近，楊鐮又推出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元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書中列出 “蒙古色目詩人”專章，而這些蒙古色目詩人，大多是元代絲路文學活動中的活躍人物。研究者根據不同詩人的具體創作情況，探討其詩歌的內容、題材、風格特點等，這是將相關詩人們放置在元代詩歌的大背景上所作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所研究的詩人范圍比其他文學史著作擴大了許多。  

　　與此同時，對絲路文學作品，尤其是漢語文學作品的選注工作，此時期取得了突出成就，不論是在數量還是質量方面，都有值得稱道的地方。研究者們按照不同的文體來整理、輯錄、校注相關作品。詩歌與散文是元代絲路文學中的重要文體，因而，對作品的整理也多集中在這兩類文體方面。在散文文體方面，有楊建新主編的《古西行記選注》(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鐘興麒、王有德的《歷代西域散文選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前者對與元代絲路有關的作品《西游錄》、《長春真人西游記》、《西使記》等都有節錄，并在具體篇目及其作者簡介中對作品作簡短評價。后者所選注的范圍比前者要廣，選注者在每一篇作品的后面，都有明晰簡潔的語言點評其文學特點，或者是語言的文采，或者是內容的詳實。200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黨寶海譯注的《長春真人西游記》，譯注者在早期丁謙、王國維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將其翻譯為現代白話文，這是絲路文學研究中一個很有創意的舉措。詩歌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吳藹辰《歷代西域詩抄》(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所選作品中的四分之一為元代絲路作家的作品。劉正民、星漢、許征選注的《西域少數民族詩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所選作品的三分之二屬于元代，而這些作品的作者幾乎全部來源于元代的絲路沿線。另外，胥惠民、張玉聲、楊鐮《貫云石作品輯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周紹祖、王佑夫選注《馬祖常詩歌選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則是對絲路具體作家作品選注的代表，他們對這些作品注釋時，不僅辨析它們在流傳中因各種原因造成的錯誤，還能夠以盡可能準確的語言點評它們的特點。選本與注本的數量增多，不但為專業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條件，而且為更多普通讀者了解熟悉絲路文學架起了方便之橋。      

　　在作家作品的考證與整理基礎上，從20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初，與元代絲路文學相關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現，既有單篇論文，也有專著，據筆者粗略統計相關論文不下百篇，相關的專著有近10部。這些研究成果有的從內容的開拓、邊地生活習俗的描寫、語言和形式的通俗自然等方面，研究與絲路文學相關的某類題材作品的藝術成就；有的是就元代某一個民族詩人漢語詩歌的思想內容進行縱深的探討；有的是研究絲路某一段詩人的漢語詩歌創作藝術成就；有的研究相關作家風格與元代詩風的的關系等諸多問題。其中如門巋的《元代西域詩人及其創作》(《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9年第26期)，是從西域詩人創作所反映的元代社會生活的廣度與深度入手，指出其對漢族傳統詩歌表現范疇有新的開拓，在抒情方式上有新的突破；張晶的《論少數民族詩人在元代中后期詩風丕變中的作用》(《民族文學研究》1997年第1期)，認為馬祖常、薩都剌、丁鶴年等詩人，與元代后期詩歌那種怨刺之音、憤激情緒、奇崛意想、拗峭語言等風格特征有密切的關系。當然，需要指出的一點是，上述研究成果中有些論文與專著是研究元代絲路文學中某一具體作家的文學創作的，象張嘯虎的《論耶律楚材的器識和文藝》、周雙利的《元代雍古作家馬祖常》、范寧的《薩都剌及其詩詞創作》等，是對元代絲路作家耶律楚材、馬祖常、薩都剌的研究，這樣的論文還很多。而此時期的相關專著，除了上文提及的《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外，還有周雙利《薩都剌》、黃時鑒《耶律楚材》、楊鐮《貫云石評傳》、楊鐮與欒睿《薛昂夫評傳》、薩兆溈《薩都剌考》、等有關絲路文學中具體作家的研究成果。      

　　除了以漢語為創作語言的作家作品受到研究者的青睞外，近些年，以少數民族語言進行創作的作家、作品也得到了人們的重視。李國香著《維吾爾文學史》(西北民族學院1982年)和阿布克里木·熱合曼主編《維吾爾文學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熱海提江·烏斯曼所著的《維吾爾古代文學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9年)等，都對一些重要的少數民族語言創作作家進行研究。李國香《維吾爾文學史》從作品語言的優美、感情的濃烈等角度稱贊作家拉勃胡茲。而阿布克里木·熱合曼主編的《維吾爾文學史》對花喇子米、拉勃胡茲、玉素甫·賽卡克、家尼別克等人的作品，更注重從思想內容方面研究它們。這是絲路少數民族語言文學作品研究過程中一個非常傳統但也很有成效的切入點。而對于這些作家作品的研究，其本民族的研究者們的研究成果則很多。      

　　對元代絲路西域段文學的重視，不僅僅是對作家的文學的重視，隨著民間文學的研究方興未艾，絲路民間文學的研究也出現了一些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雷茂奎、李竟成所著的《絲綢之路民族民間文學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對絲路西域段，特別是現新疆境內的民間文學進行了全景式的探討。雖然此書并非專門就元代絲路的民族民間文學進行研究，但它也給了我們一種啟示：研究元代的絲路文學，可以從整體著眼探討其民族民間文學。民間文學，是元代絲路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絲路文學，就不能忽視絲路西域的民間文學。1999年，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史詩研究”系列從書，郎櫻的《瑪納斯論》、仁欽道爾吉的《江格爾論》對長期流傳于絲路西域段柯爾克孜族、蒙古族人民之間的兩部英雄史詩進行專門地研究，其中對作品內容與元代社會生活的關系進行了著重論證，這正是探討這兩部史詩是否屬于元代的一種必然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前者認為《瑪納斯》的內容與成吉思汗的西征有很大的關系，其形成應是在元代；而后者認為《江格爾》的生成時間應是在元政權滅亡以后，但也正因為如此，它的內容與曾經的元王朝的社會生活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綜上所述，元代的絲路文學研究，無論是相關的作家文學還是民間文學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西域段漢語文學研究成就更為突出，涌現了大量的單篇論文和一些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但是，由于沒有以絲綢之路文學的概念作指導，以至于以大都為中心的絲路東段作家，特別是漢族作家對在絲路文學發展的貢獻經常被忽視，如丘處機，他本是元代早期絲路上的重要作家，盡管研究他的人很多，對他的宗教思想、詩詞創作都有探討，象唐代劍的《王嚞丘處機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重在探討丘處機宗教思想兼及評價其文學創作，而他的大量的反映絲路生活內容的作品反而長期被忽略了。因此，這種研究，還不能算是真正整體意義上的元代絲路文學研究，其對于描述絲路文學發展歷程，揭示絲路文學的特點規律，乃至評價都造成了缺憾。今后的研究，要明確樹立絲路文學理念，進一部挖掘、搜集、整理絲路相關作品，尤其要重視對少數民族作品漢語翻譯介紹，擴大接受空間，重視加強絲路文學的特性的探討，將絲路文學放置在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境內文化與境外文化相交融的大背景下，尋找絲路文學發展嬗變的規律，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使元代文學研究的成果與地位真正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