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古代的東西方，宗教信仰傳播途徑是同當時的商業貿易路線的走向相同的。說到佛教或別的西來宗教，都與古代中亞的絲綢之路息息相關。看看基督教與摩尼教等，無不證實，貿易之道上來往的商人都是最初的宗教傳播者。

　　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后第200年這一時期：

　　所謂絲綢之路是沿著歐亞草原的邊緣的那些商業通道，這里往往是干旱的平地與山區的交界處，山中的淙淙清泉給旅人提供了可靠的飲水。正是在這種不同生態環境交界的地方，最早的移民遷徙過來并定居下來，以后也就形成了最初的城鎮或人們常說的綠洲定居點。之后的旅人也就沿著這些綠洲跋涉，在這些地方做生意、補充給養，相應地也就有僧侶在這些地方傳教和弘法。絲綢之路正是這些由沙漠綠洲連結起來的自西向東的商業通道，在古代中國的絲綢就是從這里販往羅馬帝國的，當然，西域的商人也就把黃金、白銀、羊毛織品運往中國。人們甚至在埃及法老的古墓中發現過中國絲綢，而那時間竟是公元前一千年！專家們認為絲綢之路的形成還要早，遠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先。

　　人們相信最早從事這種商業販運的也許就是來往于中亞大草原上的波斯人。猶太人的祖先，亦即古代的以色列人也可能就是從事這種商業販運的人，那時間也許就在公元前第10世紀，還在大衛王的時代！但這還只是懸想。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722年時，當時以色列人的祖先還住在東部伊朗，他們是被西錫亞人證服并強迫遷移到那里去的。從以后的猶太人的生活模式，可以猜測最初到伊朗東部的以色列人是從事商業活動的。

　　遠古的時候，當然沒有很晚的西方人那樣的傳教活動。在通常人們看來，宗教傳統有一種特殊的文化屬性，而不會是人類可以一律認同的真理。就像伊朗人與以色列人，古代的商業活動將他們的足跡帶到很遠的地方，古代世界的各個角落。但他們信奉的宗教并不為一般古代民族所接受，后者認為這些宗教是一些令人費解的觀念，還稱不上就是什么終極的真理。他們并不認為別人的信仰會給自己帶來解脫。例如盡管中國人很早就相信波斯(大食)人有占卜的本領，但是他們并未想到要改信大食人的宗教，因為人們并不了解他們的具體教義，看不出他們能與某一個特殊的神祗有什么關系。但直到13世紀時的元朝，中國皇帝的宮廷中一直雇傭大食人看天象占卜。

　　公元559年，當波斯人的國王居魯士(Cyrus)釋放巴比倫的猶太人囚徒回巴勒斯坦時，有許多猶太人并沒有回去，他們仍然選擇在波斯帝國境內居住下來。在東方這就意味著他們得加入以色列人的群體，后者是從耶路撒冷被放逐過來的。與此同時，這些人也同從巴比倫到埃及的猶太人有著聯系，而其間聯系的正是商業往來。居住在波斯帝國境內的這些人把波斯文化傳統的許多風俗習慣傳到了東方各地。相應地許多古代波斯的宗教文化觀念和習俗也就傳播到了猶太人中間，進而也就傳遞給了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蘭教徒。這些觀念中間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末世論的世間觀和救世主來臨的信念了，其次就是肉身復活以及末日審判的觀念，還有關于為善升入天堂，罪人淪入地獄的看法，以及有某種超自然的力量為此負責為此裁決的觀念。

　　到公元前4世紀，一種新的宗教學說在印度扎下根來。同先前的宗教不同，這一學說宣布它可以提供一條開放的同時無所不適的解脫之道。由于佛教產生時已經有了印度教或婆羅門教，所以佛教是從既定的傳統中爭奪信徒，佛教也就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以改宗為基本特點的宗教。佛教的僧侶是第一批不辭勞苦，奔赴亞洲各個角落傳播宗教的旅行家。佛教傳播自然與古代商業道路有分不開的關系。對于早期的弘法僧人而言，行千里萬里而要有旅途的安全，可靠的辦法就是與商人們為伍。當然在許多情況下，有的商人也就是傳教者。隨著佛教的傳播開來，逐漸地行蹤不定的弘法僧人，以及那些浪跡天涯的游方僧人，也就安住下來，他們建立最初的寺院。而最初支持這些寺院的也正是不能不在路上奔波的商人。在佛經中稱他們為“長者”或“大商主”。

　　上座部佛教敘述了從中亞來的兩名商人一次在印度遇到了云游的佛陀本人。他們被佛陀所說的正法所攝服，回到家鄉之后便建立了第一座寺廟。這座寺廟建在絲綢之路上，那地方就在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巴赫爾(亦為巴克特里亞／Bactria，中國名為縛喝或徑稱大夏)。雖說這只是一則傳說，但也并非完全為無稽之談，因為稍晚一些時候，克特里亞的確成為了中亞古代商道上的重要佛教中心之一。絲綢之路給予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的民族與文化都有很重要的影響。有一種說法認為，在以后的中國，日本與朝鮮都占據統治地位的所謂大乘佛教，其實最先并不是在印度形成的，而只是絲綢之路上的各個地方的宗教觀念與儀式互相融通與會合而發展起來的。

　　從大乘佛教的諸多基本特征看，它展現的有很多古代波斯風格。首先是它關于菩薩具有的救贖能力的末世思想，其次關于無量壽或無量光的阿彌陀觀念。從公元前4世紀(320s.BC)開始，中亞地區也已經納入了希臘人阿歷山大王的的影響范圍，希臘軍隊曾經征服過西北印度直到今天阿富汗以至烏孜別克等的廣大地區，這樣希臘人的文化影響，也就隨絲綢之路這個多種文化匯合傳布的干道而流向東方。據說，后來的印度佛教文學中人們也可以看到希臘神話故事關于特洛伊木馬一類的故事。當亞歷山大的希臘軍隊征服東方時，跟隨在他的軍隊后面的就是大股的商隊和想到東方來發財的移民，正是后者給東方以很深的文化影響。希臘人行軍的路線也多半就是商路，它貫穿了從地中海到中亞往南到印度，往東到中國的廣大地區。

　　在絲綢之路上充當文化使者的主要是波斯商人，他們在古代中世紀已經分布在從安息到大夏再到中亞的河間一帶的廣大地區，當然在河間地區，也就是我們中國人古時所稱的昭武九姓之地，也就是今天烏孜別克斯坦這樣的粟特舊地。波斯人的商隊一直奔走跋涉于直到中國長安的絲綢之道上，從今天的新疆(古時的西域)直到伊朗的各地定居點和著名的城市，都是商業活動和宗教活動所及之處。為了加強自己同各地的商業伙伴關系，波斯商人(當然還有西域各國的商人)所到之處就會學習當地人的語言，也接受后者的風俗以至宗教習俗。天長日久，有的也就改奉了后者的宗教。等到商人們一旦改信了佛教，就會把它再傳輸到所到之處，佛教就是這樣一步步地自西而東傳播開來的。隨商業的發展，宗教活動也就漫延開來，不僅佛教如此，以后的摩尼教、甚至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都是這樣從波斯往東傳播開來的。

　　看樣子佛教似乎并未傳到波斯國(安息)以西的地方。直到公元1世紀之際，我們還看不到印度宗教文化在地中海地區的影響。不過當我們考慮西亞的宗教發生與傳播時，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佛教還是基督教在古代社會中都有過努力弘傳自己學說的歷史經驗。它們兩者之間通過古代的絲綢之路有什么交涉嗎？這是有待專家學者研究的問題。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中國的宗教并沒有通過絲綢之道傳向西方。學者們傾向于認為，這是由于中國人看來，像佛教與道教這樣的宗教是內在地聯系于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傾向的，不一定就適合夷狄之族，不一定非要他們接受，因此中國人并沒有往西方派遣弘傳中華文化的使團。但與此相對照的是東亞一帶，即今天的日本與朝鮮，中華文化卻有著強大而深遠的影響，這又是為什么呢？學者們認為這是由于后者采取了非常主動的態度，前往中國迎取儒家與道教的經典與制度。除此之外，我們設想，還有古代東西方文化發展的程度不一致的緣故。

　　從公元299年到1400年這一時期的宗教狀況：

　　基督教：最早的基督教徒中有許多就是猶太商人，他們以巴比倫為主要的商業基地，在沿著猶太人的商業網做生意時把基督教傳播開來。在公元之初的幾個世紀當中，由于基督教理論方面的爭吵使得主要居住在東方的基督徒更強調自己的獨立性，而不愿意遵從地中海一帶的基督教會的官方神學。到公元5世紀晚些時候，以美索不達米亞的波斯帝國中心泰西封為大主教座的東方教會，宣布了同西方教會的分裂。公元487年東方各地教會的主教們集會宣布了聶斯托尼亞教派的獨立，在神學觀念上，該派的教義主張：在耶穌基督身上的神性與人性是不同的、分離的。在七世紀時，很明顯地聶斯托尼亞派的基督教傳到了中國，它被稱作“景教”，意思大約是“光明熾盛之教”。當時在唐朝的首都長安，景教有自己的寺廟，但它的會眾似乎主要是西域來的商人，而沒有漢族的中國人。而且景教還同佛教沒有明顯的分別，也許除了景教徒自己，中國人認為他們只是佛教徒中的一派？

　　基督教的聶斯托尼亞派正是通過絲綢之路而向東傳來的。到公元7世紀的中期，在今天烏孜別克中部的撒馬爾干和中國新疆的喀什喀爾，都有了該派的主教。在中亞的大草原上，甚至往東直到我們今天所知的蒙古草原，都有聶斯托尼亞派的基督教神父在為突厥人的游牧部落施洗。不過在當地人的眼中他們不過是另外一類相當有法力的薩滿巫師。

　　公元635年一個波斯人的基督教使團到了長安。他們還帶來了基督教的經典。這些經典很快也譯成了中文本，不過里面滲入了不少中國固有的或者先傳進來的佛教的觀念。這再次顯示出絲綢之路上各種宗教文化觀念的交相混雜，相互融通。景教的經書也稱為佛經，耶穌基督則被稱為佛。例如，有一部漢文的景教經典叫做“一神論”，其實本來的意思應該是“論基督的獨一性”。781年，景教傳人長安150年之后，當地的基督教團體還豎立了一塊石碑《大秦景教流行碑》。碑文滿是儒釋道三家的語言。

　　摩尼教：大約在公元三世紀之初，另外一種流傳相當普遍的宗教從西亞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逐步形成了，這就是摩尼教。它是閃米特與波斯文化匯合的產物。摩尼是它的先知，他的父母是安息人，但他后來加入了一個猶太基督教的派別。

　　他20多歲時來到印度，在那里接受了更多的不同宗教影響。在印度與波斯和猶太宗教混合之后，他從西亞的諾斯替思想出發建立了自己的教義：他相信通過一種神秘的知識體悟就可以獲得救贖或解脫。他所宣布的世界是完全二元論的，在這個世界中間，善惡二者永遠不斷地對立與抗爭著。而人在趨向善與克服惡的斗爭中可以有一世芪的再生，這里它引進了佛教的輪回說。摩尼教的僧團同佛教也有相似處，它也分為在家與出家的男女四眾。

　　摩尼本人又稱自己為耶穌基督的使徒，在一個不長的時期內，他得到了當時薩珊朝(Sassanid)的皇帝夏普爾一世(Shapur I)的支持，所以他的教團也就盛極一時，發展很快。有一個時期，他的教義甚至傳到了地中海沿岸各地，也幾乎傳遍了波斯帝國，大有取代當時的其他一切東方宗教的形勢。他唯一的競爭對手是卡爾梯爾(Kartir)，后者也是薩珊朝廷上炙手可熱的人物。卡爾梯爾是瑣羅亞斯德教的大祭司。卡爾梯爾想勸說皇帝將瑣羅亞斯德教立為國教，最終他還是勝利了。摩尼本人被下到牢獄中，276年，他60歲時死去。

　　雖然飽受羅馬帝國和薩珊帝國的迫害，摩尼教仍然在從西亞到中亞的廣大地區流傳開來。在東方，粟特的商人們再次充當了摩尼教的傳教士，當時沿絲綢之道的各個重要商業城鎮都有摩尼教徒的活動。遠在薩珊帝國域外的撒馬爾于是摩尼教的一個重鎮。摩尼教的傳教土們把這個宗教傳到了中國，7世紀的晚些時候，它甚至在武則天的朝廷上找到了立足之處。

　　763年居住在洛陽的粟特人摩尼教算是有了最初的一批信眾。當唐朝的皇帝邀請一批回訖軍隊到內地平定叛亂時，這批在洛陽居留下來的回訖人也就歸信了摩尼教。以后這些粟特帶著回訖人回到了天山一帶，并使那里的回訖部落也都信奉了摩尼教。到840年為止，摩尼教由于等到當地國王的護持，發展成為了回訖國家的國教，以后的幾百年間一直長盛不衰。這一點我們根據今天在高昌故城的遺址的發掘物可以得到證明。那里有大量的摩尼教經典寫本，一些摩尼教寺院遺址中的壁畫和供養人的題記都顯示了當地商人在這一宗教發展中的貢獻。

　　在西方，摩尼教傳教土宣稱他們的教義是一種更為真實的基督教理論。在東方，他們則主要以佛教的形式來推廣自己的教義。公元313年當基督教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官方宗教以后，摩尼教被認為是異教徒而遭受了迫害。嚴厲鎮壓的結果，到公元6世紀時，整個西方世界已經不再有公開的摩尼教徒活動了。但是，晚到中世紀時，從法國普羅旺斯的卡塔里派和巴爾干地區的波哥米爾派的身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摩尼教影響。

　　在東方，摩尼教仍然留存到十六世紀時，在我們中國的福建泉州附近(潮安地區)至今還有一座摩尼教的寺廟，雖說廟里的司祝人員已經不再知道他們所供奉的是哪一尊神。他們已經把摩尼當成了佛陀。

　　伊斯蘭教：公元7世紀早期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的西部興起，創立該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創教之先也是商人。與其他的宗教文化傳統相比較，伊斯蘭教徒們對于經商這一職業是高度贊揚的。這一條同中國固有的儒家傳統“重于義而輕言利”的價值取向大不一樣。阿拉伯人對于東方的征服也一樣是沿著商業道路進軍的，其結果是伊斯蘭的教法也對于商業規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到公元711年時，阿拉伯人已經征服了粟特故地(中亞大草原的東南部)，粟特人和回訖人都因為一個古代阿拉伯世界的建立而獲得了相當大的商業機會。絲綢之路在這個時候仍然是經濟與文化的主要紐帶。

　　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阿拉伯和商團就到了中國的朝廷上，這一商業渠道以后一直掌握在波斯人和粟特人的穆斯林手中。在中國民間，對于波斯人的了解和印象，都是穆斯林形象的，而且在古代，中國人也沒有區分穆斯林商人與猶太商人，在他們眼中這都是一回事。

　　從13世紀到14世紀，在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時期，中國的朝廷上似乎有所有來自西方的各種宗教。當然它們能否傳播開來，能否站穩腳跟都取決于它們能否與某一位蒙古的王公搭上關系。1368年，元王朝崩潰以后，曾經一度貫通東西方的絲綢之路一下子中斷了，隨著通往西方的文化聯系的中斷，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猶太教以及基督教都在東方逐步消失了，只有伊斯蘭教仍然在突厥人和中國的回民中間保存下來，但它與中國的多數民族的信仰相比較，仍然只是少數民族的宗教。但至此時，佛教這一沿絲綢之路東來的宗教已經完全地融入了中國文化，成為了舉足輕重的中國儒釋道三家之一。

　　600多年以后，當人們重新提起這條的商業通道，并為之命名，稱其為絲綢之路時，我們能夠找到的標志也就只是一些石頭的碑記，一些古代城鎮的斷墻殘垣，一些幾乎不能分辨的佛教寺院遺址，一些墓葬中的絲織品和經文的殘片。所有這些都標識了一個長達兩千多年的宗教傳播歷史，當地理上的古代商路已經變得模糊難辨時，當年經由這條道路傳來的宗教則已經成為了“世界性的大宗教”，融入了中國人的以及東亞各民族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每當黃昏時分，我們面對西域古道上的“大漠孤煙”，在黃土高原上面對“長河落日”時，能不思索問那冥冥中的上蒼的神秘意志嗎？為什么會有這一條絲綢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