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表明，早在4000年前齊家文化時期，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緣的和田美玉即已東傳至河西走廊一帶，繼而傳播到中原地區。商周至戰國時期，中原的絲綢也已西輸至中亞，甚至遠達南亞。至遲在孔雀王朝(前324—前187年)建立之時，專指中國的詞匯“Cina”(脂那、支那)和“cinapatta”(中國絲)已在印度出現。可見，公元前4世紀與前3世紀之交，中國及其絲綢已為印度所知曉。

　　西漢時，為了聯絡月氏和烏孫，借以抗擊匈奴，建元三年(前138)，漢武帝首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張騫此行曾抵達大宛(今費爾干納)、康居(今撒馬爾罕)和大月氏(今阿姆河上游)等地，元朔三年(前126)返回長安。元狩四年(前119 )，受漢武帝的派遣，張騫率使團再度出使西域。他親抵烏孫(今吉爾吉斯共和國伊塞克湖一帶)，并遣多位副使分別“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元鼎二年(前115)，張騫回抵長安，“其后歲余，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張騫兩次鑿空西域，標志著絲綢之路正式開通。此后，漢王朝與西域各國相互往來的使者絡繹不絕，各族商人也頻繁跋涉于內地和西域之間，甚至印度西北部的罽賓、高附、天竺以及與之相鄰的烏弋山離、貴霜，也先后與漢王朝建立了直接聯系。神爵二年(前60年)，西漢王朝設置西域都護府，正式將西域納入中央政府管轄之下。

　　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戰亂頻仍、政治動蕩，中原地區與西域之間的聯系因之中斷。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漢明帝派遣奉車都尉竇固等人，率四路大軍出擊匈奴。竇固命假司馬班超出使西域，招降西域諸國，絲綢之路得以暢通。永元九年(公元97年)，西域都護班超派遣部將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一行從龜茲(今新疆庫車)出發，途經條支(今伊拉克境內)、安息(帕提亞王國)，到達安息西部邊界的西海(今波斯灣)沿岸。因路途阻隔，甘英未能抵達大秦，但此行增進了東漢對中亞各國的了解。三國和西晉時，絲路貿易依然繁盛，地處咽喉要地的敦煌成為商旅、僧人東來西往的中轉站和聚集地。東晉和后秦時期，內地高僧法顯西行印度求經，龜茲高僧鳩摩羅什東來長安傳法，均留下千古佳話。南北朝時期，絲綢之路的貿易往來仍不絕于途。隋代，絲路貿易進一步興盛。唐初，高僧玄奘取道絲綢之路，前往印度取經，至今仍為世人傳頌。隨著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的設立，唐朝對西域經營的規模不斷擴大，絲綢之路達于鼎盛。

　　唐末至宋遼金夏，中國政治中心東遷、經濟重心南移，加之阿拉伯帝國興起，中西海上交通因而日漸活躍，陸上絲綢之路的地位迅速下降，東西方陸路往來趨于冷落。蒙古汗國和元朝直接統治中亞、西亞的廣大地區之后，絲綢之路再度繁榮，亞歐諸多國家的使臣、商人、教士、旅行家相繼前來，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則是其中最為著名者。明朝在西北地區退守嘉峪關長城，鄭和下西洋后，又著力發展東西方海上交通，絲綢之路的地位遂大不如前。晚清時期，西方列強和日本侵略者紛至沓來，對中國蠶食鯨吞，清朝由盛轉衰，絲綢之路趨于蕭條。

　　1868—1872年，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斐迪南·馮·李希霍芬男爵(1833—1905)來華考察，足跡遍布廣東、江西、湖南、浙江、直隸、山西、山東、陜西、甘肅、四川、內蒙古等地。根據在華考察資料，1877年出版《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第一卷，首次將這條溝通中西、連接歐亞的陸路通道稱為“絲綢之路”。一百多年來，這一稱謂早已家喻戶曉，并衍生出“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等子名稱。

　　改革開放以來，古老的絲綢之路煥發出勃勃生機。隨著亞歐大陸橋的修建，這條“現代絲綢之路”、“亞歐大陸的金腰帶”進一步加強了中國與中亞、西亞、南亞和歐洲之間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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