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被神格化即為神馬，也稱為天馬、龍馬。絲綢之路是一條跨越時空的各種文化與文明進行交流融和的紐帶，由于其路途遙遠，加之所經之地多為方圓幾百里不見人煙之戈壁荒漠，因此速度快、耐力好、通人性之馬便理所當然地擔當了這一千百年來人類文明史上的特殊使者；加之馬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以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馬的過多的依賴等等，也正由于馬在歷史上有著如此重要和特殊的意義與價值，因此馬漸漸地在人們的認識與理解中便不是一般的一類家畜動物了，而是被賦以神性的一面，帶有圖騰崇拜之性質。  

　　神瑞思想是中國幾千年以來主要的文化現象，以《山海經》所記為集大成者，中有眾多的各種傳說的瑞獸，也包括“天馬”。以后歷代各朝這種神獸瑞應思想與題材史載不絕，各處相應的圖像也是一直或原形或略作變異而不斷表現于各類載體。在中國傳統概念中天馬均帶有馬的性格特征，“�「≡疲瑫暽像Y。體容與，迣萬里。”“朝發咸陽，夕至敦煌。”具有閃電般的速度，正如“白駒過隙。”給馬配置翼翅或綬帶，都是為了體現天馬神速的特征。天馬并非都有外在特征，而是一種內在本質的神化，當然翼馬這種稱謂則更加具體化，那就是一般要有翼翅的存在。“天馬”是人們對一般意義上的馬的神格化，又是對馬的一種崇拜，類似于圖騰崇拜。有漢一代，對馬的態度與實際和精神的需求非常突出，著名的如有對大宛“汗血馬”的歷史記載等。而漢代的對諸如“四神”等的瑞獸崇拜也已為大量文獻和考古資料所證實。而且早在漢代，敦煌與咸陽已經流傳著天馬的傳說，漢武帝時發生的“渥洼水天馬”的故事已被人們傳頌了兩千多年，漢武帝也因此而作“天馬歌”，從此史載不絕，也成為兩千年來文人寫詩作賦的一個傳統而絕妙的題材，吟頌不絕。著名的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馬超龍雀”之銅奔馬，明顯是神馬、天馬的形象，如閃電般踏空而行，無翼翅，純屬想象化的象征性的造型，以現實中的良馬為其藝術的圖本。同是東漢文物，1974年在河南偃師一窖藏中出土一批東漢鎏金小銅獸，其中有一鎏金小馬，昂頸欲行狀，短尾，束鬃，肩生火焰狀翼翅，銅鑄突起狀，形態逼真。相比于武威銅奔馬，這件小馬缺少神化的氣勢，其翼翅的象征性被淡化了。“我國在動物身上飾羽翼，至少可以上推到戰國，漢代以后逐漸增多，南北朝時廣泛運用。”就目前考古的結果，在諸如南陽、陜北、遼陽、四川、洛陽等地的兩漢或其以后各代的畫像石、畫像磚中這類題材廣泛存在，翼馬也不例外。又如四川綿陽平楊府君的闕樓上一高浮雕一人正牽著一匹駿馬飛奔，馬肩生雙翼，斜飛而上，造型優美生動；另在新津崖墓中一石函一端也刻有一翼馬，時代均為漢代。由此可見早在漢代，翼馬、天馬題材已經廣為流傳，影響所及頗為廣泛：包括宮廷政治生活、民間文學故事、器物造型、建筑裝飾及墓葬中都存在著。 

　　到了魏晉十六國，有敦煌飛機場魏晉墓翼馬，又有與敦煌互為近鄰的酒泉丁家閘五號十六國墓壁畫中飛奔于流云間的天馬，無翼卻動感很強，騰空而行，四周流云飛動，天馬張嘴嘶鳴，四蹄大跨度飛躍，鬃毛向后飛出(圖一)，其形象很似“馬超龍雀”之銅奔馬，非常逼真地體現“天馬行空”之神韻。另外在天水麥積山初唐第5窟的“飛馬飛天”壁畫中，飛馬周圍以流云、彩帶飛天襯托，共同向前飛去，動感很強，馬前有寶珠，后有飛象，象背馱寶珠，上下飛天圍繞，天花流云，飄飄蕩蕩，飛馬無翼翅。 

　　在沿絲綢之路及其他廣大地區，從西漢魏晉以至隋唐、西夏各朝都可見到，存在于石窟，墓葬或其他等載體，那么作為絲路起點與交匯中心、幾代國都、漢唐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長安，又是怎樣一種情形呢？ 

　　廣見于兩漢魏晉時期諸多地區墓葬畫像石或畫像磚中的翼馬等有翼神獸，關中長安也不應例外。同為墓葬，在關中唐十八陵的地面大型石刻中，其中的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則天乾陵、玄宗李隆基泰陵、肅宗李享建陵、德宗李適崇陵、憲宗李純景陵、穆宗李恒光陵、敬宗李湛莊陵、武宗李炎端陵、宣宗李忱貞陵、懿宗李簡陵、僖宗李儇靖陵都有石刻翼馬(橋陵為二翼獸，其它各陵多也應有，但李遭破壞不存)，均相對而立，東西各一立于神道兩側。其中以乾陵石刻翼馬最具代表性，東西二翼馬，均站立于有上下石座及礎石的底座之上，雄偉壯觀，“翼馬披鬃，嗔目、合口、背平、體圓、尾垂、腿直立，足為蹄、腹下透雕，兩脅雕飾五層卷云紋翼翅，翼翅為扇面形，前銳后闊。西列翼馬額上有角。”石座上刻有龍、獅、怪獸及云紋等，飛動感強，應是襯托主體翼馬的特征(圖二)。其它各陵翼馬也基本類此。唐陵翼馬無論從內在氣質、造型風格等各個方面都與我們在前節所討論的中國傳統的翼馬、天馬相一致，“頭生角”與敦煌唐磚天馬、榆林窟天馬可資比較。作為唐代帝王陵園地面神道豎立的石刻翼馬群像，其藝術造型與風格無不體現著大唐帝國優久文化與歷史，應是中國傳統神馬題材的表現。 

　　另外，在初盛唐時期流行一種“瑞獸葡萄鏡”，其中之瑞獸有被稱為“海馬”、“天馬”的，向達先生喻其為“(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之一小例也”。 但我們認為這種“馬”仍系為在中國流傳已久的神馬、天馬題材，正如銅鏡本身一樣系中國土特產。 長安所見翼馬圖像與敦煌除隋聯珠紋及西夏以外翼馬的時代相當，均系初、盛、中晚唐時期，二者應與大唐一統文化體系下同一圖本的流傳不無關系，以待詳考。但二者的文化源淵必當一致則應無疑，影響所及直達西夏，并在日本也有表現。 

　　可見幾者頗為相似，應該是相同的題材內容在不同時代與地域，分別在傳統墓葬與佛教石窟等中的表現，反映了一種傳承關系。聯系到有關西漢“渥洼水天馬”的傳說故事，可見自漢代以來，敦煌乃至河西絲路沿線等地一直流傳著神馬、天馬之“馬文化”，因此正如有學者研究指出的那樣：“敦煌不但產馬，而且還是古代馬文化的交流地，西域馬、咸陽馬都在這里留下了足跡。”  

　　至于敦煌翼馬圖像，除了隋代的聯珠翼馬外，其他均為非聯珠翼馬，二者區別明顯，反映不同文化傳統與影響在敦煌的存在及其發展。飛機場魏晉墓中翼馬明顯為傳統題材，初唐第334窟翼馬，所站立花草為卷草紋在同時代的唐墓中大量出現，其文化成分純屬中原色彩，而且這匹翼馬造型略具幾分神化的特點。唐壁畫涅 經變中的翼馬后有詳述。天馬磚、西夏二窟翼馬與具有中國傳統色彩的龍、鳳等怪獸同時存在，以及翼馬，龍身，頭生角，其特征表明為神馬、天馬。接前面的討論，敦煌翼馬圖像，時代似可早至魏晉墓，一直延續至西夏時代，時間跨度大，而且表現與存在方式也較豐富。在這里就敦煌石窟壁畫涅般經變中的翼馬圖像作重點說明。而要討論這個問題，則必須要對敦煌壁畫涅經變有所了解，幸好賀世哲先生已有極為詳盡之研究可供參考。 

　　從賀文可以知道，敦煌壁畫涅般經變中出現的翼馬圖像，(也包括鳥、獅子、牛、羊等圖像)大致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在釋迦弁尼進行臨終遺教并雙樹病臥之時，亦即涅槃之前，各界眾生前來勸請釋迦弁尼“莫般涅槃，并請釋迦弁尼接受最后的供養。其中各界眾生中包括有鳥、獅子、牛、馬、羊等，第148、92二窟翼馬即屬此類。二是在釋迦弁尼入般涅槃后，各界眾生前來表示對釋迦弁尼的衰悼，其中亦有諸禽衰悼之情節，第332窟翼馬即屬此類。而其所依佛經按賀文之考證，基本應為北涼曇無讖譯四十卷本《大般涅經》，或為該譯本經南朝劉宋沙門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而后的版本。如第148窟翼馬及四鳥左側有榜題墨書一行“諸禽獸悲鳴大，并其他類似情節，在經文中均有反映。如慧嚴等加之《大般涅槃經》卷一《序品》有：“復有二十恒河沙等獅子獸王，獅子吼王而為上首，施于一切眾生無畏，持諸花果，來至佛所，卻住一面。復有二十恒河沙等諸飛鳥王……如是等諸鳥王，持諸花果，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卻住一面……”“爾時復有二十恒河沙金翅鳥王，降怨鳥王而為上首。”“復有二十恒河沙等水牛牛羊，往至佛所，出妙香乳……”，從經文及榜題可知，在這些情節中有鳥、獅子、牛、羊，畫面與經文相符，唯獨馬似與經文有別。雖然這并不難理解，系屬壁畫繪制過程中的正常藝術發揮。但更為有趣的是我們看到的獅、鳥、牛、羊等圖像，均為一般正常所見形象，唯獨馬被畫成“翼馬”之形象，較為獨特。同樣，在其前其后及同時代之壁畫中，馬的形象并不少見，但畫為翼馬則是別無他見。這一現象似乎說明翼馬形象在當時人心目中的神圣的象征性意義，系為神馬、天馬。這樣便擺脫了隋時聯珠翼馬的裝飾性含義。同樣的道理，唐陵石刻馬并不少見，卻又要特意刻制翼馬，無非意在表達其神圣的內涵而己。這或許使我們看到了敦煌傳統翼馬圖像在自魏晉墓以來，從石窟唐壁畫、天馬磚而至石窟西夏壁畫的大概的脈絡與線索。 

　　據史書記載和考古實物的出土證實，中國傳統的“天馬”具有神化般的特點，是為神馬，如《史記》所記：“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空與兮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又如《博物志。異獸》云：“文馬赤鬣身白，似若黃金，名吉黃之乘，復薊之露犬也，能飛食虎豹。”集中體現在武威雷臺銅奔馬、酒泉丁家閘天馬、唐陵翼馬、敦煌天馬磚、以及榆林第3、10二窟翼馬。銅奔馬張嘴嘶鳴，足踏龍雀，有閃電般的速度，掠空而行；丁家閘天馬則四周流云飛卷，天馬昂首飛馳，張嘴驚鳴，四足騰空，鬃毛如利刃飛出，極力渲染一幅飛動之感，給人無限的想象與美妙絕倫的感覺(圖三)；榆林第10窟翼馬，雙翼飛開，怒目圓睜，騰云駕霧，群獸飛動，有從天而降之勢(圖四)。另外敦煌唐磚天馬吸收飛天技法的綬帶表現法，而省卻流云等襯托物，以天馬舒展的四足渲染和表現騰飛之姿(圖五)。到了唐陵翼馬，集大成者，二馬相對，莊嚴而又雄猛，昂首挺頸，雙翼飛動，底座配以線刻云紋及龍獅等加以表現其特征；周圍石刻林立，陵園建筑環境優美靜穆，山峰聳立；前視一望無際的關中八百里秦川，渭水緩緩流淌，氣魄無度。此外，丁家閘十六國天馬、武威雷臺東漢銅奔馬、敦煌唐磚天馬、唐陵翼馬(僅個別)、榆林窟西夏翼馬在頭頂或生角或束一豎立鬃毛狀物，特別是榆林第3窟“龍身”翼馬則更具傳統色彩，系為“龍馬”亦即神馬、天馬。 

　　綜上所述，我們簡略地探討了翼馬、天馬在沿絲綢之路等地的存在、發展與流傳情況，嘗試理清其文化源淵關系與發展脈絡，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那一脈相承的具有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翼馬、天馬圖像的廣泛流傳及其相互影響。 

　　總結以上討論，我們看到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思想與文化中，被神化了的天馬形象與題材，特別是自西漢武帝以來，在漢武帝所發起并倡導的“天馬”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與傳統的神獸瑞應思想一道，使得翼馬、天馬圖像廣為流傳，在時間與空間上均不拘一格。另外我們必須看到，關于這種圖像，在較早時期如漢晉時，大多為無翼之天馬，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發展，漸漸地多便出現具有其明顯特征的雙翼，是為有翼之天馬，二者在形象上的差異并不表明二者在內涵與文化上的不同與變化，只是一種隨時間的發展變化而已。而況且以上我們所見各圖像，在諸如表現神獸思想性質和特征方面都是一致的。因此我們說翼馬是表現形式，天馬思想是基礎。有鑒于此，在文中我們把二者并列等同看待，不作本質上的區別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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