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正在召開，“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申遺項目將接受嚴格鄭重的審議。對于陜西，那一刻將是27年希望的華麗轉身，從民族文化遺產到世界文化遺產，歷史用一種巨大的力量讓今人的夢想有了最具有價值的解釋和支撐。

　　時間，用它綿延不絕的力量考驗著人們的堅持、耐心與毅力。

　　36年前，第二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公布了第一批12項世界遺產項目的名單。其中包括了厄瓜多爾的奎多古城、德國的亞森主教堂等歷史古跡，以及美國黃石公園等自然遺產。

　　那時，世界遺產的名單上沒有中國。

　　27年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十一屆全體會議上，首次將中國的故宮博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遺址、泰山、長城、秦始皇陵(含兵馬俑坑)、敦煌莫高窟6處文化與自然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那時，陜西秦始皇陵作為世界第八大奇跡和中國其他世界遺產一起得到世界的尊重。

　　27年后，“絲綢之路：起始段與天山廊道的路網”跨國聯合申報世界遺產。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將開始審議這一申報，其結果牽動著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遺三國人民的心。陜西那些珍貴的遺產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兩千年前，當世界幾大文明順著這條遙遠的道路迢迢而來，絲綢之路這條偉大的道路在時間的醞釀中一次次受孕、混血。

　　從秦始皇陵到絲綢之路，陜西的世界遺產之路一走就是28年。

　　申遺很難嗎？難！這是有過申遺經歷的地方的共同感受。中國人對“申遺”的熱情似乎從未停止過。從1999年至2004年，提交“申遺”申請的城市數量就翻了3倍多。據公開資料統計，目前列入預備申報的項目(含多個“跨省區捆綁”)清單的景觀、古跡多達100個。由于每國每年只能分別提交1個自然或文化遺產的名單，國家文物局官員郭旃就表示：“中國申遺大隊已排到下世紀的門檻。”

　　陜西省文物局局長趙榮說：“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尤其在中西部地區，絲綢之路和其沿線文物的保護是幾代人不斷付出的結果。絲綢之路申遺是向世界證明我們對文化遺產永遠的尊重和跨越時空的創造性保護。”   

　　千年之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交流

　　在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書中這樣描述“絲綢之路：起始段與天山廊道的路網”的價值：

　　“絲綢之路：起始段與天山廊道的路網”屬“絲綢之路”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僅在“絲綢之路”整個交流交通體系中具有起始地位，見證了亞歐大陸于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期間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的主要脈絡及其重要歷史階段，以及其中多元的文化特征，促進了洲際間多種文明的協調和共同繁榮，是亞洲大陸上建立長距離東西方交通、開展廣泛人類文明與文化交流、對話的杰出范例。

　　絲綢之路，它以中國長安為起點、經中亞向西到達地中海地區、向南延伸至南亞次大陸，分布于橫跨歐亞大陸東西長10000公里、南北寬約3000公里的區域內，是人類歷史上交流內容最豐富、交通規模最大的洲際文化路線。

　　這是一條由駱駝柔軟的腳掌，在堅硬的礫石上踏出的、纖細而渺遠的路。在這條道路上，世界上的古老文明以如此細微的孔道溝通、交流、碰撞，各種音樂、繪畫、雕塑、舞蹈藝術、各種飲食文化、服飾文化、生活方式都在這里一一呈現；印度的佛陀、伊斯蘭教的真主、基督教的耶穌也從這里翩然走來……

　　在這條絲路上，無數國家在演繹著興衰：羅馬、安息、大夏-貴霜、中國漢朝、賽種、烏孫、康居這些熟悉或不熟悉的地域不斷發生著碰撞、融合，形成了積極互動關系。

　　在這條絲路上，無數傳奇故事在一一上演：出使西域的張騫，投筆從戎的班超，佛教東漸的永平求法，西天取經的玄奘……

　　物質是對歷史的最好的解釋和說明，沒有物質的承載，歷史就沒有了靈魂。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正是用那些偉大的遺存證明一種穿越古今的精神。

　　黃河中游地區、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七河地區4個地理區域的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遺址支撐其“絲綢之路”，見證了亞歐大陸的北方地區在1800年間跌宕起伏的歷史。

　　作為超大型文化線路申報。絲綢之路路網采取分批申報策略。即：首先以第一批申報的最具代表性的系列遺產點支撐起絲綢之路路網的突出普遍價值基本框架；而后根據各國的準備工作推進情況，逐批進行擴展，充實價值。第一批申報點包含了3國境內33處具有代表性或獨特性的遺址遺跡。其中考古遺址25處、古建筑3處、古墓葬1處，石窟(寺)4處。

　　在陜西遺址名單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大雁塔、小雁塔、張騫墓、彬縣大佛寺石窟，他們承載著絲綢之路上有關物質、精神、藝術和時間的意義。這七處文化遺產，有4處位于城市中心區域、3處在城市近郊，承受著城市化進程中文化遺產保護的巨大壓力。它們以東方遺址的名義提出了世界性難題。

　　趙榮局長說：“千年之前，絲綢之路以開拓性精神創造了世界文明交流的輝煌。今天這種精神在作為文化遺產的絲綢之路上，發揮著與世界對話、同文明交流和創造性保護的作用。這是東方智慧對世界的一次最華麗闡釋。”

　　對話之路，真誠贏得世界的尊重

　　有關絲綢之路的對話存在于兩個話語系統，一個是與世界的對話，一個是與遺址上人們的對話。兩種對話缺一不可，最終又都如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宗旨一樣指向促進和鼓勵人類對自然資源的保護與永久利用。

　　對話世界，需要世界的思維。世界文化遺產概念的建立，原本是西方世界思維方式的表達。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在巴黎通過《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決定將國際公認的、具有杰出和普遍價值的文化古跡與自然景觀，作為全人類的共同財產加以保護管理，傳給子孫后代。《公約》自1975年11月27日生效以來，受到各國政府和全世界公眾的普遍關注和重視。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件，世界遺產的申報需要完成9步驟。然而絲綢之路規模巨大、遺產數量種類繁多。如何將這個超大規模的文化線路遺產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是擺在國際社會面前的難題。

　　別的不說，僅語言一項就是其他項目無法比擬的：中哈吉三國簽署的協議文書涉及了中文、英文、俄文、哈薩克文和吉爾吉斯文5種文字。

　　落實到每個申遺點，都包括保護規劃的編制、文物本體的保護修繕、周邊環境的整治、保護工程的實施、設立專門保護管理機構、頒布專項保護管理法規等大量具體龐雜的工作，甚至包括對當地群眾的宣傳，每一項都不容忽視。

　　文件上的九個步驟，對于絲綢之路申遺卻是8年不懈的努力。

　　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啟動了“對話之路：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項目”。

　　1990年到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展了五次國際性科學遠征。

　　200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亞地區研討會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召開，中國和中亞五國開始“絲綢之路”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準備工作。

　　2006年，“絲綢之路沙漠線路”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2006年10月，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舉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次區域地區中亞絲綢之路系列提名研討會。

　　2007年4月，塔吉克斯坦杜尚別會議中《中亞與中國“絲綢之路”申報世界遺產概念性文件》被五個參與國通過。

　　2008年6月，絲綢之路申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磋商研討會在中國西安舉行。

　　2009年5月《文化線路憲章》在加拿大魁北克召開的第16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上通過。

　　2009年5月，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市舉行的絲綢之路磋商會議中，同意建立絲綢之路系列申遺跨政府協調委員會，擬定了《絲綢之路突出普遍價值聲明草案》

　　2009年11月，絲綢之路系列申遺協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中國西安舉行。成立秘書處和文件專家組，并要求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進行絲綢之路主題研究。

　　2012年5月，“絲綢之路：起始段與天山廊道的路網”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跨國系列申遺協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中國北京舉行，三國簽訂《關于“絲綢之路：起始段與天山廊道的路網”跨國系列申報世界遺產及協調保護管理協議》。

　　2013年2月，絲路申遺文本已由我國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兩國政府共同遞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并被正式受理。自此，絲綢之路項目正式進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程序。

　　對話民眾，需要知道他們的利益和期許。

　　“為遺址保護所作出的努力和犧牲是不能僅僅用金錢來計算價值的。站在人類歷史的緯度，它是對文明的尊重；站在社會發展的角度，它是時代的選擇；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它則帶來生活改善的可能。”陜西省文物局副巡視員周魁英說。

　　絲綢之路申遺成為當地群眾生活水平提高的契機。對于這一點大明宮遺址公園的建設無疑有標示性意義。曾經大明宮能夠進入人們眼簾的是建材市場興旺的買賣，以及1973年黃河決堤后，移居到西安的逃荒者漸次建成的凌亂民居。隨著大明宮遺址大規模保護項目的啟動，10余萬道北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

　　未央宮遺址區完成土地整理1.15萬畝，清理垃圾320萬方，栽植樹木5萬余棵，播撒草籽260萬平方米。對被搬遷群眾進行安置補償，使群眾實現財產性收入和現金性收入雙增長。更重要的是，在群眾滿意的微笑中再現了歷史上那座偉大的宮殿。

　　為了保護張騫墓，城固縣政府對97戶居民重新安置，極大地改善了張騫墓的保護環境。彬縣政府按照文物保護要求，對大佛寺石窟廣場進行了改造和綠化美化、鋪裝改造了明鏡臺臺面，并將影響大佛寺石窟保護的312國道改線，保障了遺產的安全。

　　從“對話”開始，到正在召開的多哈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的期待。絲綢之路跨國申遺用最恰當的表達完成著與世界的溝通。

　　創新之路，創造性工作為世界遺產保護帶來新理念

　　由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文化線路國際科學委員會編纂的《關于文化線路的國際遺址理事會憲章》將新型文化遺產類型“文化線路”視作一種歷史現象，為其構架出一個“以創新的科學觀點建立起不同遺產類型之間新的關聯，提供了一個多邊的、更加完整和準確的歷史圖景”，以期在這一聯合系統中，借助所有組成要素之間的關系，揭示出更高層次的遺產價值、提升它們的意義。

　　“以創新的觀點建立起不同遺產類型之間的關聯。”《文化線路憲章》清晰地闡明了絲綢之路申遺所需的創新理念。

　　創新，首先是對這條道路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整體性思維。

　　“絲綢之路：起始段與天山廊道的路網”經河西走廊、出玉門關、至天山南北、達楚河流域、至塔拉茲的這條線路，串聯起中國的洛陽盆地、關中盆地、河西走廊、天山山脈遺跡中亞的七河地區等地理環境因素，以及留存至今的自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前16世紀沿途中心城鎮、宗教傳播、商貿聚落、交通及防御體系，這是歐亞大陸間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交流。

　　2013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時提出要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今年6月5日，在中阿合作論壇上第六屆部長級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弘揚絲綢之路精神，促進文明互鑒”。

　　跨國、跨省申報線性文化遺產是對世界文化遺產思維向度的貢獻，更是中華文明國際話語權的表達。

　　創新，是對中國的古代遺址的創新性保護。

　　中國式古建筑多采用磚木結構，幾百年后主體部分就蕩然無存，只留下臺基和夯土層。這與歐洲石頭建筑相比，難以給游客一個直接視覺沖擊。歐洲遺址不論是羅馬古城還是龐貝城，總能見到屹立的石柱、石墻、時刻，而中國的遺址多是一層層黃土。按照國際古遺址理事會的規定，遺址上不能復建、重建任何建筑。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展現那些逝去的輝煌？

　　我們創造性地發明了基于黃土遺址的保護方式，更重要的是一整套基于民生的保護理念讓遺址有了長久的生命力。

　　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說過，“大遺址是所有文物的龍頭。文物工作歸根結底是四個字：保護、利用。可見如果僅僅是保護而忽略利用，不僅遺址是死遺址，城市發展和人民生活都會背上包袱。

　　如何讓大遺址保護走向積極的發展式的保護？如何讓保護與利用形成一個有機的生態鏈？大遺址保護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大遺址保護與當地群眾生活水平提高相結合；大遺址保護與當地城鄉基本建設相結合；大遺址保護與當地環境改善相結合。“四個結合”是陜西大遺址保護的基本觀點，也構成對絲綢之路上的文物保護與發展的完整生態鏈。在具體的實踐中，陜西省更是創造性的探索出了適合于不同類型大遺址保護的運作模式：“國家公園模式”“集團運作模式”“市民公園模式”“市民公園模式”“退耕還林模式”。在這些模式的運作下，大遺址完全融入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中，老百姓也得到了最大的實惠。

　　世界上存在一種通用的文化符號系統，絲綢之路申遺就是中國人在自己思維方式的基礎上用通用的文化符號系統表達對世界文明的態度。

　　在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申遺項目將接受嚴格鄭重的審議。對于陜西，那一刻將是27年希望的華麗轉身，從民族文化遺產到世界文化遺產。歷史用一種巨大的力量讓今人的夢想有了最具有價值的解釋和支撐。當古代絲路的輝煌記憶成為世界遺產的同時，它也為今天的陜西乃至中國描摹了一種可以達到的高度和可以拓展的空間。在這條跨越千年的道路上必將成就更多的榮耀和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