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潞

　　廣東瀕臨南海，地處亞太海洋交通要沖，秦漢以來一直是中國海上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前沿和樞紐地區，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祥地，在東西方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貢獻。

　　東西方的海路接觸交流可以上溯秦末漢初，當時從中國南方的番禺等地循海路前往東南亞乃至印度洋的海上航路也開始接駁貫通，呈現出“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的活躍景象。南朝時期，“四海流通，萬國交會”，“舟舶繼路，商使交屬”，中外國家經貿往來進一步增多，促進了相關地區的文化交流。船只是沿海地區民眾海上交通主要工具。由于阿拉伯人的商船經常來往廣州，西晉時期阿拉伯人高超的造船技術也傳入廣東。曾任廣州太守的嵇含在《南方草木狀》記載說，桄榔皮可作繩子，“聯木為舟”，因為桄榔皮浸水后更為柔韌。唐代這種技術在嶺南沿海流傳。到了宋代，上述造船技術又有改進，出現不用鐵釘桐油而用藤捆綁船板的“藤舟”，船縫以海上所生干茜草填塞，這種草遇水則脹，“舟為之不漏”；“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販皆用之。”

　　唐代有不少藥物通過海路、陸路被販運中國，由海路引進的外國藥物被稱為“海藥”。廣州是當時世界聞名的大都會，也是海藥交易的中心。有記載說，大中末年大臣蕭倣出鎮嶺南，廣州貿易大盛，使得首都長安“寶貨藥肆，咸豐衍于南方之物。”有些海外藥用植物被引進后種植成功，稱為“南藥”，為傳統中醫、嶺南醫學增加了十分珍貴的特種藥物資源。蘇頌《本草圖經》記載，唐朝宰相鄭絪為嶺南節度使，因水土不服，疾病纏身，屢治不愈；訶陵國商人慷慨贈予波斯國“補骨脂”，該物有延年益氣、悅心明目、補添筋骨之功效，鄭絪依法服食調養，果然藥到病除。后來鄭絪把這種奇效海藥處方抄錄回內地，“補骨脂”也在廣東種植。《唐本草》、孫思邈《千金方》、王燾《外臺秘要方》、鄭虔《胡本草》、《南海藥譜》等醫書藥典記錄了不少從海路引進的外國藥材。

　　唐宋以后從海路進入中國的外國物種還有糧食作物，不僅增加了沿海民眾的食品資源，相當程度上也豐富了中國人的傳統食譜。明代中葉以后，番薯、木瓜等作物被引入廣東并傳至內地，對中國飲食文化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自番薯引進后在內地迅速推廣，成為小麥、水稻之外另外一種主要糧食作物，極大地改變了國人的糧食結構，緩解了明朝后期以來中國由于人口增長造成的糧食短缺。

　　東西方文化交流是雙向互動的。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談》中記載了11至12世紀之際廣州的中國海船使用指南針的情景。此后，中國商人、海員在與外國商人、海員交往的過程中，將這一技術帶到海外，并與外國的航海技術相結合，推動了世界航海事業的發展，也為后來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辟奠定了技術前提。

　　瓷器是唐宋以后中國主要出口商品之一，承載著唐朝高度文明的精美絕倫的唐代花瓷和乳白瓷輸入阿拉伯地區，在西亞掀起持久的陶瓷熱。851年，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其著作《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廣州有大批即將運往印度洋各國的瓷器，這些質地細薄又富有釉彩的中國瓷器令人賞心悅目，蘇萊曼大加贊賞，并注意到瓷器的制造技術。15世紀以后中國瓷器通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大量銷往歐洲，直接刺激歐洲制瓷技術的發展。16世紀，意大利人發明了仿制中國白瓷的技術。1709年，中國白瓷的秘密在德累斯頓附近的梅森被重新發現。1752年，用煤燒窯的技術在都柏林出現，使窯溫很快達到燒瓷的高度，使瓷器的潔白得到保障，中國瓷器被仿制，一個歐洲瓷業新時代來臨了。

　　明清時期，與商人結伴而行的西方傳教士來到廣州、澳門等沿海城市，再轉往內地，把近代西方物理、生物、醫學、建筑、音樂、繪畫、語言、哲學等學說介紹到中國，鐘表、槍炮、園藝等方面的技術還被推廣應用到實際的設計與制作中去。

　　明萬歷年間，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肇慶、澳門，在傳教的同時，還傳播西方的科學知識。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徐光啟曾跟隨利瑪竇學習歷算、火器、天文。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與李之藻合譯了介紹歐洲筆算的著作《同文算指》。利瑪竇繪制的《山海輿地全圖》于1584年刊印，是中國第一幅繪有世界五大洲的地圖。

　　19世紀以后，來華傳教的傳教士在廣州、澳門等地成立學校、醫院，開設印書館，創辦報刊，并翻譯各種書籍，推動了西方哲學、天文、物理、化學、醫學、生物學、機械制造、地理、經濟學、法學、文學、藝術等西學的傳入。中國的第一部中英字典、第一份英文報刊、第一所女子寄宿學校、第一間西式醫院、第一批西醫人員，最早被翻譯成中文的西醫西藥書籍，都出現在廣州。

　　地理大發現以后，處在全球海洋貿易重要樞紐位置的廣州、澳門長期聚集眾多形形色色的外國商人、海員、領事館人員、傳教士、旅行家、藝術家、科學家，他們依據自己的見聞和經歷寫下了大量的札記、日記、書信和報告，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為歐洲人呈現了一個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充滿魅力的東方文明古國形象，增進了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從而推動了歐美的漢學研究。他們喜歡將一些工藝美術品、服裝、家具等帶回本國，在歐洲掀起一股“中國時尚”，受影響的不僅僅有制瓷業，還有繪畫、建筑、園藝、貼紙、家具等領域。

　　秦漢以來，廣東對外交往密切，外國語言文化和民風習俗紛紛傳入，使廣東的日常生活、飲食、服飾、婚喪嫁娶、民間信仰等方面或多或少沾有異域色彩。1982年，南越國“文帝陵”出土的波斯風格圓形銀盒、兩河流域工藝制作的金花泡飾等舶來品，說明遠在印度、波斯灣地區的珍貴物品開始輸入番禺，給南越文化增添一抹帶有海洋色彩的異國情調。1984年在廣東遂溪縣附城南朝窖藏出土的一批具有薩珊波斯風格的波斯銀碗、鎏金器、銀簪、波斯銀幣等物品。

　　唐代是中國古代最強盛的朝代之一，東西方交流盛況空前。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城市之繁華不減吳越。唐人有詩記其盛：“常聞島夷俗，犀象滿城邑”；“蠻聲喧夜市，海色潤朝臺”。

　　素有航海傳統的廣東人在唐宋以后陸續有民眾渡海移居到東南亞國家，稱為“住蕃”。明清時期，下海民眾除東南亞地區外，還遠走美洲、澳洲新大陸以及歐洲、非洲，遍及世界。他們吃苦耐勞，精明能干，富于創業精神。他們把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州文化帶到居住國家，與本地民族文化相融合，成為嶺南文化在海外的延伸，對海外社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總而言之，兩千多年來，南粵大地在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交流中得天時與地利，溝通東方與西方，融匯中學與西學，為廣東發展注入活力，形成了開放兼容、敢于冒險、富于創新的人文精神，在中國地域文化中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