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正昌。本報記者 屈曉飛 攝

　　這是一條蜿蜒漂浮的美麗絲帶，曾串起了中國西部廣闊土地上散落的粒粒“珍珠”；這是一條歷經千難萬苦“踩出來”的國道，架起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偉大探索之旅，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

　　這，就是從古至今讓無數人為之驚嘆的中國古絲綢之路。

　　曾幾何時，東西通路的古絲綢之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系在一起，并在歷史的長河中，書寫下了財富、藝術與文化交流的傳奇篇章。如今，千年過后，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早期“版本”，古絲綢之路被賦予“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使命，重新提上歷史的一頁。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古老的絲綢之路曾途經寧夏，并在此留下了歷史文化的烙印。本報記者專訪了常年研究寧夏歷史文化的學者、寧夏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薛正昌，讓他來為我們揭開古絲綢之路在寧夏的走向、變遷以及絲路文化發展的神秘“面紗”。

　　從漢簡開始 揭開絲綢之路起源之謎

　　“研究絲綢之路必須從研究漢簡開始。”潛心研究多年，在薛正昌看來，記載絲綢之路寧夏段的密碼，全藏在漢簡里。

　　“因為漢簡是兩漢時代遺留下來的簡牘。”采訪中，薛正昌告訴記者，作為重要的第一手文獻資料，漢簡記載的是秦皇漢武以來在西北地區文治武功的經歷，同時也記載了絲綢之路的走向和中西交通的全貌，是研究兩千年前西北歷史地理文化的重要資料。

　　在研究漢簡時，薛正昌發現上世紀30年代出土的居延漢簡、懸泉漢簡中都有相對詳盡的絲綢之路里程。兩簡列出34個地名，分別記載了七個路段所經過的縣、置(置是綜合性的郵驛接待機構，包括郵、驛、廄、廚、傳舍、騎置等)和區間里程，并把絲綢之路分為四段，其中寧夏固原為長安之后的第二段。

　　“按當時區間里程的記載，固原最為捷徑。”薛正昌介紹，其走向：從長安出發，沿涇水河谷西北而行，經平涼、固原在甘肅靖遠過黃河，抵達武威，再出河西走廊，這是當時東段的主要線路，同時也是官員、使者和商旅的首選。只有當這條路線受阻時，人們才選擇另一條路線。

　　漢簡里的里程記載，為絲綢之路的走向提供了準確的歷史記錄。同時，漢代人也評判了絲綢之路的捷徑和走向。據了解，從漢簡記載來看，和平時期絲綢之路東段北道是必經之地，其中寧夏固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使節、商人、僧侶途經較繁忙的地方，是絲綢之路由長安前往河西武威的捷徑。

　　眾所周知，古絲綢之路正式開通始于漢朝張騫出使西域之后，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其實此前的絲路活動就已經開始。據介紹，以考古出土絲綢實物看，中國的絲綢在公元前4世紀就已經傳到印度和歐洲，古代歐洲人稱其為“塞里斯”。

　　公元前126年，漢武帝開始反擊匈奴，派驃騎將軍霍去病率大軍進擊河西匈奴，取得河西走廊之地后，設置酒泉、張掖、敦煌、武威四郡，同時修筑烽燧、亭障，安排屯田，以保證絲綢之路暢通。

　　魏晉南北朝300多年，只有西晉短暫的統一。期間，戰爭對絲路發展有一定影響，但總體上還是處在上升期。唐代安史之亂后，吐蕃民族先后占據了河西、隴右地區，絲路受阻，唐朝與西域各國的來往一度經過北面的回鶻汗國，當時稱為“回鶻道”，實際是唐太宗貞觀年間開通的“參天可汗道”。

　　宋夏對峙時期，絲路再度受阻，但由于政治中心南移，海上絲綢之路逐漸興起。13世紀蒙古興起之后，絲綢之路再度復興。而明代以后，隨著海上絲路興盛，陸路運輸遠不如水路重要了，絲綢之路也逐漸開始衰落。

　　歷史的長河，記載了絲綢之路上的繁榮與興衰。但是，無論如何這條路的開辟，首先是商貿之路。薛正昌告訴記者，在這個過程中，中亞粟特胡商、草原游牧民族匈奴、突厥、回鶻等都是繼承者，充當了向導的角色。除絲綢之外，中國運銷到西方的還有鐵器、漆器、茶、瓷器等，西方輸入的商品有農作物(如苜蓿、葡萄、胡桃等)、金銀器、珍寶、香料、玉器、玻璃器等。其次是文化交流，包括文學藝術、科技、醫藥、宗教(包括石窟)、習俗、歌舞等，都對中國社會生活和文化繁榮有著重大影響，特別是佛教文化影響深遠。

　　漢武帝修“回中道” 現絲綢之路雛形

　　自從張騫通西域以后，中國和中亞及歐洲的商業往來迅速增多。通過這條貫穿亞歐的大道，中國的絲、綢、綾、緞、絹等絲織品，源源不斷地輸向中亞和歐洲。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漢武帝通“回中道”遠早于絲綢之路的開通。“談絲綢之路在寧夏，不能不談回中道。”在薛正昌看來，正是“回中道”的修通，開辟了漢唐政治中樞連接北方草原的通道，對固原、尤其是西北地區交通道路建設和開發具有里程碑意義。

　　如此重要的一條絲綢之路，究竟形成于什么時候，這個問題也一直困擾著薛正昌，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回中”的得名，最晚也應該是在秦代。因為，《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明確記載：秦始皇“出雞頭山，過回中焉。”由此看，回中應是一個區域性空間的稱謂，與“關中”、“新秦中”的理解思路是一致的。

　　薛正昌告訴記者，秦朝西北地區的隴西郡、北地郡，是關中在西北的兩大邊郡，地域廣闊。“回中”稱謂的源起與秦滅義渠戎、收復義渠戎國地盤有關。秦朝得到義渠戎國之地后，為防御北方少數民族的侵擾，修筑了一條戰國秦長城，將隴西、北地整個連接起來，長城以內的這些地方可能就泛稱“回中”了。

　　由此可見，“回中道”應是在秦始皇當年修筑馳道基礎上的延伸和拓展，沿清水河谷地與黃河連接。秦始皇修筑的馳道，是由都城咸陽到六盤山腹地涇水流域的通道，它也是聯系北地郡與隴西郡的通道。“安定郡(固原)設置后，需要有一條大道將安定郡與隴西郡連接起來，將固原與黃河以南的清水河谷通道連接起來。”在薛正昌的研究中，漢武帝時期，寧夏固原作為關中西漢政權的邊緣，實屬京畿之地。據了解，當時的戰場在黃河以外，軍事前鋒在今內蒙古境內，而安定郡屬于北方草原與關中中央政權的銜接處，其設置實際成為關中北出塞外的重要軍事重鎮。

　　于是公元前112年，一代君王漢武帝第一次經固原前往黃河平原時，縱然沿途美景風光妖嬈，卻始終入不了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眼中，在漢武帝心中或許早就已經謀劃好如何修通“回中道”了。短短3年過后，“回中道”打通，也正是因為此，才有了后來的漢武帝多次固原之行。

    漢代蕭關道

　　絲綢之路上的“守衛兵”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侯騎，都護在燕然。”這是唐朝詩人王維《使至塞上》中的著名詩句。詩中的后兩句清晰地描述了王維在蕭關道上與擔任偵察、通訊的騎兵相遇的情景。然而，研究發現，當時的蕭關道其實是關中通向塞北的交通要道，而古絲綢之路東段的涼州北道正是在蕭關道的基礎上形成的。

　　說起蕭關，最早緣起與“塞”有關。古代的“塞”，也是一種防御性的屏障，只是修筑形式不同而已，如榆谿塞，雞鹿塞。蕭關的前身為焉氏塞。《呂氏春秋·當賞篇》記載：秦公子連(即位后稱秦獻公)由魏國入秦時，即取道焉氏塞。這也可見，蕭關悠久的歷史和蕭關道的重要。

　　秦漢時期的蕭關，戰略地位重要，史書記載較多，包括文人們也到蕭關憑吊考察，漢代班彪就是一個代表。

　　有了蕭關，便衍生出蕭關古道。涇水與清水河，是蕭關古道南連北往的自然地理意義的紐帶；涇水連接關中，清水河通往黃河。在寧夏，古絲綢之路的數條走向中，廣義的蕭關古道就是關中西出北上塞外的絲綢之路東段通道。通常意義上，大致有兩條走向：一是出長安，沿汧河、涇水過三關口，出固原、海原，在甘肅靖遠縣北渡黃河，經景泰直抵河西走廊武威；二是出西安，沿涇水過三關口后翻越六盤山，沿祖厲河而北上，在靖遠縣附近渡過黃河。而漢唐絲綢之路長安—涼州道東段北道，則主要是暢通于前者。

　　據薛正昌講，蕭關其實是一條受制于自然條件的控制性通道，歷史地理環境決定了這種古代交通道路的格局。但是，這也為它帶來更大的價值和意義，影響也更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