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峰、周玲華編著《絲綢之路研究文獻書目索引》, 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絲綢之路文獻敘錄》。《中國絲綢之路旅游文化集粹》由蘭州鐵道學院雷鳴先生主編,有學者評價:“是一本全面介紹中國絲綢之路旅游文化的書。本書觀點新,時間跨度大,涉及范圍廣,畫面精。它既不同于一般的敦煌學專著,也不是簡單的旅游指南,而是以20世紀新的旅游觀為指導,廣泛、系統地介紹了古絲綢之路上的歷史文化名城、主要自然人文景觀及許多鮮為人知的典故和傳說。對弘揚絲綢之路文化、拓展絲綢之路旅游、推進西部大開發有重要的意義。”
三、絲綢之路文化、文學、藝術研究
絲綢之路文化包括的范圍很大,既有廣義的自然科學中的地理、人種、考古,又有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經濟、宗教、民族等,在這方面的學術論文非常之多,但是對其狹義的文學、藝術方面重視不夠,對此重要領域的研究必須要加強。就以古代陜西地區十三朝古都長安為代表的民族文學形式,諸如不同時代的詩詞歌賦、樂府、邊塞詩、曲子詞、諸宮調、令曲、地方戲曲、史詩、民間歌曲、佛曲、變文、宗教文本等,以及中原、關中、河套、隴右、西夏、河湟、河西、敦煌、吐蕃、突厥、西域等區域民族文學,論及其發生、形成、發展規律、概念、內涵、外延、文化交流及影響,都是對絲綢之路文學、藝術研究的重要貢獻。
對于處于精神文化層面上的絲綢之路文化研究,主要涉獵絲綢之路文學、藝術、文化范疇之中。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新疆文聯主辦的《新疆藝術》雜志社倡導“振興絲綢之路藝術”活動,實際上是包括文學在內的“絲綢之路文學藝術”,當時吸引了國內許多專家學者進行熱烈討論,其外延至絲綢之路文化繼承和創新話題。姚寶瑄、程慶拾在《在繼承和創新過程中振興絲路藝術》一文中論證:“振興絲路藝術的整個過程,自始至終貫穿著這樣兩個問題:‘縱’的繼承,‘橫’的融匯,并在此基礎上按照一定的審美尺度,遵循藝術規律,使絲路藝術在更高層次上再度向世界藝壇顯示出自己誘人的魅力。應該說這是一個方向和方法的問題,也是一個理論和實踐的問題。”“從‘縱’的方面批判地繼承傳統的絲路藝術的精粹,從‘橫’的方面選擇地汲取外來文化藝術(包括國內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藝術)的營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新的融匯,實現新的創造,從而在新的更高層次上出現新的‘和諧’,達到新的發展水平。這就是我們‘振興絲路藝術’的起點、方法與目的。”
絲綢之路文學指中外沿絲綢之路一帶,或真實反映絲綢之路經濟、文化歷史人物與事件的文學理論與創作資源,其中包括亞、歐、非洲相關國家與民族的傳統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等,亦包括記載其文學現象的文字語言、歷史文獻與文藝評論。因為不論是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上的絲綢之路文化都要依靠語言、文字、文獻與文學形式來記錄,實際上,絲綢之路文化即為一部書寫人類歷史的文學藝術長編。
絲綢之路文學研究諸如季羨林《吐火羅語的發現與考釋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談新疆博物館藏吐火羅A(焉耆語)本〈彌勒會見記劇本〉》,陳寅恪《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徐文炎 《絲綢之路古文獻資料初窺舉要》,李遇春等《新疆焉耆縣發現吐火羅A(焉耆語)本〈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耿世民《回鶻文佛教原始劇本〈彌勒會見記〉第二幕研究》,多魯坤·闞白爾、斯拉菲爾·玉素甫、克由木·霍加《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序章研究》,劉雁翔、王小風《杜甫秦州詩題詠的絲綢之路說解》,李樹輝《絲綢之路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未來與前瞻》, 高人雄《從〈教坊記〉曲目考察詞調中的西域音樂因子》,陳炳應《新發現最早的活字版西夏文佛經》,王炳華《絲路斷想——南道行》,絲路《絲都北庭》 、《絲路樓蘭》、《絲綢之路上的鐵門關》、《絲路雅丹》、《絲路蔥嶺》、《絲路瑤池》,朱桂《新疆古道哈密》,羅小韻《絲綢之路上的明珠——喀什》,宋曉云《元代絲綢之路文學研究述評》、《邊聲四起唱大風——耶律楚材與元代絲綢之路文學》、《元代絲綢之路文學的研究》、《薩都剌絲綢之路相關題材詩歌創作引論》、《馬祖常絲綢之路詩歌創作谫論》、《丘處機的絲綢之路詩歌創作》,劉振偉《絲綢之路與神話傳播》,阿拉騰奧其爾《“世紀之交中國古典文學及絲綢之路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郝浚《元代西域少數民族翻譯家在民族文化交流中的重大作用》,哈比毛拉《哈薩克族古文字與天山北麓石刻》,厲鼎奎《契丹語文在漢語文中的遺存》,杜若《岑參和邊塞詩》,盧葦《岑參西域之行及其邊塞詩中對唐代西域情況的反映》,柴劍虹《岑參邊塞詩和唐代的中西交往》,愛柯《柯爾克孜英雄史詩〈瑪納斯〉》,伊不拉音·穆提依著、校仲彝譯《古代絲綢之路在中亞地區的三個重要民族及其語言》,根本誠《新樂府中所見到唐回鶻關系》,朱偰《盛唐詩歌中之河西走廊及西域》,王乃棟《古絲路書法家在書法藝術史上的地位》等。
絲綢之路藝術研究主要包括造型藝術如雕塑、繪畫、工藝、建筑、服飾等,樂舞戲藝術如音樂、舞蹈、戲劇、曲藝、影視等。在《新疆藝術》倡導“振興絲綢之路藝術”的學術活動中,劉維鈞在《振興絲綢之路藝術論綱》中論述:“在中國古代,有兩大恢宏的實體,具有舉世皆知的象征性:一是萬里長城,一是絲綢之路。前者是保守主義的象征,后者是開放主義的象征。二者相反相成結構出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絲綢之路藝術是保守與開放的驕子,是東西方文化結合的寵兒。所以,它強健,富有超越性魅力。”他還說:“絲綢之路藝術是一個系統。從塊塊來劃分,它包括創作、表演、理論三個‘方面軍’;從條條來劃分,主要擁有音樂、美術、舞蹈、戲劇、曲藝、雜技、書法、攝影、電影、電視十個‘縱隊’……《新疆藝術》一直起到廣播資料、傳遞信息的橋梁作用,它儼然已被公認是傳播絲綢之路藝術資料信息的一大中心……冶歷史之積淀,凝民族之英華。動員各藝術協會、藝術團體建立自己的資料信息組(室),并逐步發展為資料館、信息庫,最后形成以《新疆藝術》為綜合性大中心、以各協會、社團的類別子中心為基礎的藝術系統的資料信息網絡。”“每個藝術門類,都有著宗教、官場、民間三個層次。因而,為了研究的方便和深化,我們既要組織力量按照系統、門類、層次,進行細密的敘述性的微觀探掘與開采;又要組織力量進行全方位的富于思辨性的宏觀考察和估量。”
黎薔在《高揚起絲路音樂大旗》中亦論述: “大力振興絲綢之路藝術,絲綢之路或西部音樂之研討是我國音樂史和民族音樂學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由于它是悠久歷史文化的沉積物,有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故應從宏觀和微觀、全局和各個學科,如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學、考古學、語言學、宗教學、美學、心理學等方面,多層次、多角度、全系統、全方位地進行研究探索,并且應該不斷更新觀念,打破閉關自守局面,竭力拓展民族音樂探研時空,將國內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和國外絲綢之路音樂與新疆境內的絲綢之路音樂研究聯系相對照,高揚起絲路音樂之大旗,立足于本地,放眼全國與世界,使昔日盛世音樂之花重新放射出更加璀璨絢麗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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