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藝術研究成果諸如陰法魯《絲綢之路上中外舞樂交流》、《絲綢之路上的音樂文化交流》，常任俠《漢唐間西域音樂藝術的東漸》，梅加林《古絲綢之路上的中外音樂交流》，李石根《絲路藝術與絲路音樂研究》，沈康身《絲綢之路與源遠流長的石窟藝術》，史言《中印文化藝術之交流》，周耘《絲綢之路的東延與佛樂跨海東傳》，華夫《努力開拓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研究的新領域——西安絲綢之路音樂學術研討會記述》，張雅欣、田寶印《環境藝術空間——記大型石刻雕塑〈絲綢之路〉》，唐培松《淺談城雕〈絲綢之路〉之藝術特色》，曲六乙《絲綢之路戲劇文化學科的新拓展——評李強〈絲綢之路戲劇文化研究〉》，裴玉章《從〈絲綢之路〉談日本系列電視片的制作》，殷雯《開拓“絲路研究”的一部新著——評介〈絲綢之路的音樂文化〉》，包德述《唐五代時期南北絲綢之路多元音樂文化在成都的傳播與交融》，敖昌群、王其書、胡揚吉、包德樹、柳良《“南北絲綢之路音樂文化對比研究”考察研究報告》，胡瀟《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在現當代的藝術表現與拓展》，周菁葆《絲綢之路音樂概論》、《古代絲綢之路音樂舞蹈鉤沉》，賈應逸《新疆絲織技藝的起源及其特點》，陳履生《談絲路石窟壁畫中的荷花形象》，岸邊成雄著、鄒仲華譯《古代絲綢之路的音樂》，高字民《絲綢之路戲劇研究的豐碩成果》，谷苞《古代龜茲樂的巨大貢獻及其深遠影響——在新疆絲綢之路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 宋博年《絲路藝術研究的里程碑》，王炳華《“絲路”藝術斷想》，周吉《關于絲路音樂研究工作的幾點思考》、《綠洲絲綢之路新疆段樂舞文物資料概要》，曾安軍《‘絲綢之路’中道又發現一處石窟群》，陳履生《談絲路石窟壁畫中的荷花形象》，金千秋《古絲綢之路樂舞文化交流史》，柳良《夷、夏音樂“涵化”研究 ——試論南、北絲綢之路音樂對唐宋音樂的影響》，劉建樹《比較文化視域與戲劇交流研究的豐碩成果》等。

　　關于絲綢之路民族文學藝術的交流，系指中國與亞洲、歐洲、非洲沿絲綢之路諸國各民族文學形式，諸如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宗教文學、民間文學、影視文學等，以及各民族藝術門類，諸如雕塑、繪畫、建筑、服飾、民歌、器樂、歌舞、戲曲、雜耍、游戲等民族文藝樣式。在這些國家與地區，擁有著眾多的古代與現當代民族所創造的各種文學藝術形式，這些都是研究與探索絲綢之路的珍貴文化遺產與財富。

　　中國有著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史，綿延7000多公里、延續2000年橫跨東半球的絲綢之路給世界留下了燦爛輝煌的文化財富，猶如一座巨大的人類藝術寶藏永遠值得深入開掘與探析。聞名世界的絲綢之路從漢唐時期長安古都出發，呈扇形朝著四周毗鄰國家方向不斷延伸。傳統的陸路絲綢之路主要在中國西部的各少數民族地區，經歷2000多年，形成覆蓋中國歷代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民族、文學、藝術等的巨大文化學術體系。對此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調查與研究，可為保護各地區、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建設中國邊疆萬里文化長廊提供豐富多樣的依據與佐證。

　　沿絲綢之路的中國各民族傳統文學藝術忠實地記載和綜合反映中華民族物質與精神文化，其中包括極為珍貴的宗教與世俗文化信息，如原始宗教、道教、佛教、天主教戲劇文學，西北、西南、東北眾多民族民間民俗戲劇藝術。借助世界性人類與口頭文化保護與研究熱潮，對此瀕臨滅絕的文化珍寶進行搶救性挖掘、整理與辨析，非常有利于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絲綢之路既屬于自然科學，又屬于社會科學范疇，既包括人類歷史、地理、宗教、民族、文化，又包括各國文學、音樂、舞蹈、美術、建筑、雕塑等，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多元、多維、多側面、多層次的世界文化系統工程與百科全書。

　　雖然在中國改革開放形勢鼓舞下，全國社會科學界專家學者與世界接軌積極參與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的論證，陸續編撰許多理論著述，并且訴諸于經濟旅游事業的開發實踐之中。但是因為所涉獵的學科廣泛、種類繁多、力量分散、各自為陣、經費匱乏等原因，至今缺少有學術分量的絲綢之路學綜合性系列性成果。只有在全國性質的中國絲綢之路學術組織統領下，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緊密結合，并對絲綢之路文化、文學與藝術三者融為一體進行廣義與狹義的系統性研究，方能將此國際性頂尖文化課題推向新的廣度與深度。 

　　四、新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學

　　關于新絲綢之路是近年國內提出的一個新學術稱謂，是指在傳統絲綢之路基礎之上所延伸和新開辟的現代化國際大通道。在繼承與發展新、舊絲綢之路文化的基礎之上，專家學者一致呼吁盡快建立能總結此領域學術成就、持續發展的新學科“絲綢之路學”。

　　趙汝清主編的《絲綢之路西段歷史研究——兼論沿途民族遷徙及國家關系》一書在《面向21世紀的“現代絲綢之路”——新亞歐大陸橋》一章中論述：“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在亞歐大陸上又出現了一條連接東西的現代絲綢之路——新亞歐大陸橋。1990年9月12日，中國北疆鐵路與原蘇聯西土鐵路勝利接軌，標志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亞歐大陸橋全線貫通，這是繼原蘇聯西伯利亞大陸橋之后，第二條連接亞歐大陸的大陸橋，因而也被稱為第二亞歐大陸橋……沿途連接40余國，是一條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通道。”

　　另據芮杏文《開創陸橋經濟新時代》與沈驥如《第三亞歐大陸橋鶴亞歐合作》文中披露：“世界上最早的大陸橋出現在本世紀50年代，這就是橫貫北美大陸的北美大陸橋；60年代末，世界上又出現了第二條大陸橋，這就是極負盛名的西伯利亞大陸橋；1990年世人矚目的第三條大陸橋，即新亞歐大陸橋又開通了。現在有關國家又開始醞釀在亞洲南部、東南亞及西亞地區再開辟一條通往歐非的亞歐非大陸橋；在亞洲北部白令海峽建設跨海大壩或越海隧道，將亞歐大陸和美洲大陸聯結起來，形成亞歐美大陸橋。”他還說：“新亞歐大陸橋的貫通，將使傳播過古老文明和傳統友誼的絲綢之路再一次煥發光彩。新亞歐大陸橋的開辟，不僅為中亞、西亞和東歐地區的和平、穩定、發展和東亞、西歐地區的復蘇、增長、繁榮作出應有的貢獻；而且也為地處亞歐內陸腹地的中亞國家和中國西部地區走向世界打開新的國際通道帶來難得的機遇。”

　　雷茂奎在《希望建立絲綢之路學》一文中呼吁：“我們有責任大力提倡建立一門‘絲綢之路學’。絲綢之路本身就是一條交通線、經濟線、中西交往線、文化交流線、民族融合線、政治變遷線。我們可以圍繞古絲道的變遷研究當時的經濟、政治、交通、宗教、民族、文化、中外關系，可以從縱的發展和橫的聯系研究一個地區、跨地區、跨國界的歷史面貌。我以為‘絲綢之路學’應當是一門具有綜合研究價值的專門的學科。”“我們應當組織力量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專題研究和斷代藝術綜合研究。例如編寫絲綢之路音樂史、舞蹈史、造型藝術史、工藝美術史或某一歷史階段文化藝術的綜合著作和專題著作，并在這個基礎上編寫絲綢之路文化史。”

　　蘇州大學沈福偉教授在《絲綢之路與絲路學研究》中論證：“絲路學是一門20世紀才問世的新學問，也是涵蓋了文化、歷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學，以及地理、氣象、地質、生物等自然科學的，匯聚了眾多學科、綜合研究多元化的學問。”

　　20世紀末，由《絲綢之路》雜志社召開“絲綢之路理論建構研討會”，《絲綢之路研究呼喚學科理論建設》一文中指出：“古代絲綢之路的輝煌歷史與現代絲綢之路的無限生機，使絲綢之路學成為當今一門世界性顯學。但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絲綢之路學的理論建構問題的探討，仍然顯得比較薄弱。如它應是一門什么性質的學科？它的對象、范圍、特點和方法是什么？它的各種類型的結構和功能有何異同？它與哪些相鄰學科在什么階段與范圍內存在著交叉、重合、相似的中介環節？它本身發展和演變的規律是什么？等等。對這些問題如不能較好地加以解決，勢必影響對絲綢之路的深入研究。”會議達成如下共識：“絲綢之路學內部至少應包括絲路歷史學、絲路考古學、絲路文化學、絲路民族學、絲路語言學、絲路宗教學、絲路地理學、絲路經濟學、絲路旅游學、絲路藝術學、絲路文學、絲路科技等10 多個分支學科。具體而言， 就是絲綢之路學不僅要研究絲綢之路的地理交通， 還要研究這條道路繁盛和衰敗的變遷史， 研究絲綢之路與沿線國家、地區和民族歷史命運的關系， 研究絲路所聯接的東西方各民族之間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雙向交流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 利用發掘出來的遺存實物研究絲綢之路上各個人類群體生存活動情況及其規律， 利用民族學方法研究絲綢之路上各個民族生成、分化、聚合、遷徙的過程， 研究絲綢之路人文、自然景觀及其文化旅游價值， 研究絲綢之路與現實的關系等問題。”

　　應該承認，我國對于絲綢之路文化的研究還處于初步徘徊階段，絲綢之路文學、藝術研究還處于無序狀態，沒有統一的組織與規劃，其學術成果多限于基本稱謂、概念、形式、內容的爭論。絲綢之路文化學科不全，學術視野不開闊，研究方法陳舊，資料浮于表面，缺少此方面的優秀專門人才；學科分布不均，基礎工作不甚扎實，重視自然地理道路的考證，忽略文學藝術的探索；歷史研究多集中在漢、唐、宋代，對先秦與元、明、清及現當代新絲綢之路文化研究涉獵較少。處于當前旅游經濟的開發與非物質文化的申報，而不自覺地犧牲了嚴肅的社會價值與學術性。

　　雖然我們也能讀到諸如文澤《新亞歐大陸橋——現代“絲綢之路”》，林宗華《古代東西方文化大動脈——絲路對世界文化的貢獻》，李凱《友誼之路——絲綢之路》，徐琳《〈新絲綢之路〉再出發》，叢麗娜《從電視紀錄片〈新絲綢之路〉看創作觀念的變化》，黃祖安《絲綢之路紀行：伊犁河畔》，胡戟《絲綢之路考察紀程》，張鐵偉《絲綢之路與中國和伊朗歷史上的友好關系》，徐賢杰《〈絲路花雨〉中的英娘與歷史上的馮夫人》，周劍虹《文化線路絲綢之路保護管理可持續發展》，徐習軍、仲其莊《從絲綢之路到新亞歐大陸橋》，李世惠、于清才《蓬萊，“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的起航地》，道爾基、李煜輝《漢唐絲綢之路文化內涵與現代新疆旅游業發展對策》等一些相關文章，但是此方面的學術著述太少，而且含金量過少，往往把繼承與發展的歷史與現實文化人為割裂，亟需在傳統絲綢之路文化研究基礎之上予以提高。近期有專家認為，“形成系統、科學的絲綢之路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絲綢之路學術研究需要拓寬視野”。絲綢之路文化是絲綢之路沿線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一種特質文化，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大力加強新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為弘揚社會主義時代主旋律而放聲高歌。

　　知道特別關注的文化行為，如今申報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的活動已經進入倒計時。2005年11月，我國和中亞五國在世界遺產中心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等國際組織的指導下，開始籌劃將絲綢之路中亞段線性文化遺產聯合申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召開了的中亞地區研討會，討論“2003年中亞地區世界遺產階段性報告”的后續行動計劃，會上，該地區的成員國會議代表一致通過了將絲綢之路中亞段作為線性遺產申報的計劃，隨后又提出絲綢之路中國文化段。

　　自2006年至今，以中國絲綢之路起點即陜西西安市為龍頭，聯合中國近十個省份，以及國外十余個國家與地區申報迄今規模最為宏大的世界文化遺產。在此前后，諸如新疆、甘肅、山東、浙江、福建、廣東、四川、廣西、云南等省份組織編寫出版了數十本關于絲綢之路文化的介紹性書籍，發表數百篇各顯特色的學術文章，在法國、德國、俄羅斯、印度、日本等國家，也有一些絲綢之路的評介性著述。但是并未非全面、系統、深入的絲綢之路文藝領域的權威性論著與論文，尤其缺少以“中國絲綢之路文學藝術研究”為標志的系列性學術成果。在目前我國日益深化改革開放的形式下，理應加強此方面的學科研究與推動此領域大型出版物問世。 “絲綢之路”傳統文化與民族文學學術研究具有重要思想價值、學術價值、藝術價值和重大文化積累，是對傳承和創新中華文化具有重大意義的科研項目。整理、保存、弘揚中華各民族團結，推動各民族文化繁榮發展的重大出版項目。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具有理論原創性和方法獨特性，以及在學科建設中具有重要開創意義。

　　2012年4月16日，中國國家文物局發出通知，根據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兩國代表草簽的《絲綢之路跨國申遺工作備忘錄》，中、哈、吉三國將于2013年2月1日前聯合提交絲綢之路申遺文本，力爭在2014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國家文物局通知要求，絲綢之路沿線各地應在2013年6月底前，完成絲綢之路首批申報遺產點的各項準備工作。

　　綜上所述，隨著現代化絲綢之路與歐亞大陸橋文化的疏通與架設，亞洲區域范圍內中外文學藝術交流日益頻繁，其中機遇與挑戰俱在。在本世紀初，日漸縮小的“地球村”大力推行“經濟一體化”和“文化多樣化”，世界各國越來越關注橫亙亞、非、歐洲的古代絲綢之路與當代歐亞大陸橋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對此蓬勃發展的形勢我們必須積極應對。

　　近年來，中國十余省、市、自治區與國外十余國家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文化線路”，這是舉世矚目、眾望所歸的反映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前沿的最新重大科研項目，值得各位專家學者高度、持續關注。我們這次聯絡國內外重要學術組織機構、高校科研單位與報刊出版機構與眾多關心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交流成果，切磋技藝，就是為了借此“絲綢之路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學學術研討會”來促進此領域的學術研究長足發展，更加有利于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社會的進步與和諧，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促進中華民族文化藝術的偉大復興，同心協力構建中國絲綢之路文化文學藝術的宏偉大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