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果我們乘飛機西行，無論是去西亞、印度，還是歐洲，最多不過二十多個小時。然而，在遙遠的古代，我們的先民們在西行時，不論是走陸路，還是走海路，都要花費不知多少倍的時間，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艱難險阻。與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們的祖先早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就開通了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陸上通道，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一、為什么叫“絲綢之路”？

　　早年，人們對這條東西往來的通路沒有給予一個統(tǒng)一的固定名稱。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寫的《中國》一書中，首次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后，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 Herrmann)在 1910年出版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jīng)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因為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經(jīng)由此路西傳，故此稱作“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yǎng)蠶、生產(chǎn)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自商、周至戰(zhàn)國時期，絲綢的生產(chǎn)技術已經(jīng)發(fā)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chǎn)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局部，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jīng)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后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qū)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jīng)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jīng)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jīng)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干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huán)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jīng)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后，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從伊吾經(jīng)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中國南北方處于對立的狀態(tài)，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jīng)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jīng)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qū)，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qū)。這條道路后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fā)和經(jīng)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fā)的海上航路日益發(fā)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二、絲綢之路的地理環(huán)境和歷史演變

　　陸上絲綢之路所經(jīng)過的歐亞大陸(Eurasia)，主要是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內陸亞洲地區(qū)。這一地區(qū)的地理特征是氣候異常干燥，降雨量極其稀少。在絲綢之路的中部地帶，有號稱為“世界屋脊”的帕米爾高原，以帕米爾高原為中心，向四周延續(xù)出喜瑪拉雅山、昆侖山、喀喇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阿賴山、興都庫什山等山脈，冰峰峽谷，行走艱難。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觀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里海東部的卡拉庫姆沙漠、伊朗的卡維爾沙漠等，對于行旅來說，更是干渴難行。此外，由鹽殼沉積而形成的崎嶇起伏、犬牙交錯的雅丹地形，也是一個重要的地理障礙。唐代詩人所描寫的“映雪峰猶暗，乘冰馬屢驚”(楊師道《隴頭水》)，“黃沙西際海，白草北連天”(岑參《過酒泉憶杜陵別業(yè)》)，正是這些地理景觀的生動寫照。而西行取經(jīng)僧人筆下所描寫的“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是親履其地的感受。

　　然而，聳立在沙漠邊緣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來的河水，灌溉滋潤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綠洲，填補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來路途中的中間站。我們的先民也并沒有因為不利的地理條件而陷于孤立，由于交換的需要，人們很早就開始了對外界的探索。

　　東西方出土的考古資料，揭示了先秦時期東西方交往的存在。如遼寧喀左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代的陶質裸體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學所謂“維納斯女神像”，與中歐、南俄以及西伯利亞地區(qū)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羅斯阿爾泰山西麓巴澤雷克(Pazyryk)大墓發(fā)現(xiàn)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紀的中國銅鏡和絲織品，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扮演著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

　　秦、漢王朝統(tǒng)一中國，積聚了中原王朝的實力。到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武帝時，為了打敗稱雄漠北、搔擾中原農(nóng)耕居民的游牧王國匈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聯(lián)絡被匈奴人從河西趕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帶的大月氏人。張騫經(jīng)過千難萬險，雖然沒有搬來大月氏的兵，卻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況。隨后漢武帝又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這一次使團的人數(shù)總共有三百人之多，張騫及其隨行者的足跡也更為廣遠，到了大宛(費爾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為中心的游牧王國)、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亞王國)、身毒(印度)等國。張騫的兩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對絲路貿易的壟斷，使中國和中亞、南亞、西亞諸王國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貿易往來關系，張騫等人帶回的報告，也是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實見，而且由司馬遷和班固分別寫入《史記·大宛傳》和《漢書·西域傳》，從此結束了我國古代對西方神話般的傳聞認識。正因為張騫的這一創(chuàng)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們把張騫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稱之為“鑿空”。

　　張騫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jié)h朝打敗匈奴。結果，漢朝不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個郡，還進而派兵遠征蔥嶺以西的大宛，獲得武帝夢寐以求的天馬----汗血馬。到了公元前60年，漢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漢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個綠洲王國的供應，西行變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來不絕。

　　西漢末年，王莽專政，中原與西域的關系一度中斷。東漢初，漢明帝派班超經(jīng)營西域，重新恢復了西域都護對塔里木盆地的統(tǒng)治。與此同時，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漢朝的聯(lián)合打擊下，西遷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亞和歐洲許多民族的遷徙。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國人的又一壯舉。公元97年，西域都護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一直來到波斯灣頭的幼發(fā)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處的條支(Antiochia)，準備渡海西行，但安息人為了壟斷東方與羅馬的貿易，向甘英夸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艱險，阻止了甘英進一步西行，自條支而還。甘英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位走得最遠的使臣，是一位讓人崇敬的時代英雄。他親自走過了絲綢之路的大半段路程，還了解到從條支南出波斯灣，繞阿拉伯半島到羅馬帝國的航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