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后二世紀，沿著歐亞內陸交通干線，自西向東，有四大帝國并列其間，即歐洲的羅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亞的安息(帕提亞，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226年)、中亞的貴霜(公元45年—226年)、東亞的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后，四大帝國都處在國勢昌盛的時期，積極向外擴張，如羅馬帝國在圖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時，把版圖擴大到幼發拉底河上游一帶； 又如貴霜帝國也曾把勢力伸進塔里木盆地； 漢朝則成功地打敗匈奴，控制河西走廊，進駐天山南路。張騫的鑿空和甘英的遠行，使東西方世界直接聯系起來，這是時代英雄的創舉，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結果是使得中國、印度、西亞和希臘羅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響，此后，任何文明的發展也不再是相對孤立地進行了。

　　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漢代開辟的這條絲綢之路時而因為政治對立、民族矛盾乃至戰爭而一度中斷。文明的發展，勢力的擴張，商業民族的活躍，和草原游牧民族與農耕定居民族的依存關系，使得東西方的精神與物質的文化交往兩千多年來從未斷絕。

　　東漢末年，中原戰亂頻仍，秩序混亂。作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沒有太守，當地豪強大姓雄張，兼并土地，使小民無立錐之地，前來貿易的西域商胡也備受欺詐。227—233年間，倉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強的兼并和勒索，為西域商人前往內地買賣提供種種方便，也使得敦煌成為漢族與西域各族民眾交往貿易的一個國際都會。1907年，英國考古學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長城烽燧下，發現了一組用中亞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寫的粟特文信件，這是在涼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寫給家鄉撒馬爾干(Samarkand，在今烏茲別克斯坦)貴人的書信，不知什么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長城腳下。信中談到，這些以涼州為大本營的粟特商團，活動的范圍東到洛陽，西到敦煌，經營中國絲綢等商品的長途販賣。這組書信寫于西晉末年(312年前后)，它們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絲綢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動。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天下大亂，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紛紛遷居河西以避戰亂，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涼王朝的先后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為本地區接受外來文化提供了知識的基礎，也為向中原輸送外來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論是東晉五胡十六國，還是后來的南北朝，都不斷有東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絲綢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至洛陽； 399年，東晉僧人法顯等西行取經；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諸國； 468年，北魏遣使韓羊皮出使波斯，與波斯使俱還；518年，宋云與惠生自洛陽出發，西行取經； 530年， 波斯國遣使南朝； 此外，還有大量沒有留下名字和事跡的使者往來于東西各國。

　　隋朝統一南北，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全盛時期。隋煬帝時，讓黃門侍郎裴矩往來于張掖、敦煌之間，通過西域商胡，聯絡各國首領。從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寫的《西域圖記序》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絲綢之路通向東羅馬、波斯、印度的情況。

　　進入唐代，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廣闊開拓，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極大的力量，生產發展，商業繁榮，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懷，大量接受外來文化，使之融會到中國文化的整體當中。從唐太宗到武則天，唐朝的勢力不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諸王國，而且成為天山以北、蔥嶺以西廣大區域內各個王國的宗主國，中西往來更加暢通無阻，當時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紛傳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音樂、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正式傳入中國內地，唐朝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借助唐朝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傳入西方，深淺不等地影響了西方各國。

　　公元十世紀中葉以后，宋王朝先后與北方的遼、西夏、金處于敵對的形勢中，影響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于東南的杭州，加之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起來。相對來講，陸上絲綢之路要比從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時間里也被頻繁地利用，如馬可波羅來華前后的蒙元時代。這些已經溢出本書的范圍，就留待以后再講述吧。

　　三、通過絲綢之路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持，對中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絲綢之路上，也流傳著許多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話和傳說。

　　說到絲綢之路，人們自然首先會想到中國絲綢的西傳。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絲綢就已經大量轉運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羅馬，絲綢制的服裝成為當時貴族們的高雅時髦裝束。因為來自遙遠的東方，所以造價昂貴，羅馬為了進口絲綢，流失了大量黃金。我們今天在雅典衛城巴臺農神廟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臘羅馬時代的人們所穿著的絲綢服裝，輕柔飄逸，露體動人。絲綢服裝的追求已經到了奢侈浪費和傷風敗俗的地步，使得羅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絲織服裝，但并沒有起多大作用。

　　羅馬帝國的古典作家們把產絲之國稱之為“賽里斯”(Seres)。公元一世紀的博物學家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說：“(賽里斯)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絲生于樹葉上，取出，濕之以水，理之成絲。后織成錦繡文綺，販運到羅馬。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賽里斯就是中國，這是當時絲綢遠銷羅馬的真實寫照。

　　老普林尼和以后相當一段時間里的西方學者，并不清楚絲綢是如何織成的。中國的養蠶和繅絲的技術是很晚才傳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經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國途經于闐(今和田)時，聽到一則傳說，在現存的有關于闐佛教史的藏文文獻中也有大同小異的記載。這個故事的主要情節是講于闐王曾娶東國(一本作中國)女為王后，暗中要求對方將蠶種帶來。新娘下嫁時，偷偷把桑蠶種子藏在帽絮中，騙過了關防，把養蠶制絲的方法傳到了于闐。從此以后，于闐“桑樹連蔭”，可以自制絲綢了。于闐國王為此特別建立了麻射僧伽藍，以為紀念。近代考古學者曾在和田東北沙漠深處的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一塊八世紀的木板畫，上面描繪著一位中國公主帶著一頂大帽子，一個侍女正用手指著它。研究者都認為，這里所畫的正是那位傳播養蠶制絲方法的絲綢女神。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盆地的古墓中，發掘出大批高昌國時代(502-640)的漢文文書，證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綠洲王國生產的絲織品情況。

　　至于更遠的西方世界，是遲到六世紀東羅馬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年在位)時，才由印度人(一說波斯人)從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國那里，用空竹杖偷運走蠶種的。

　　物質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中國奉獻給西方世界以精美實用的絲綢，歐亞各國人民也同樣回報了各種中國的需求品。

　　我們今天所常見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國的土產，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一批帶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蔥、胡荽、胡椒、胡桐淚、胡羅卜等等，十有八九是來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獻中往往把這些植物的移植中國，歸功于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張騫。實際上，現在可以確指為張騫帶回來的物產，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產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亞(Media)，后者是西亞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種植物。

　　漢初以來，西來的不僅僅有植物，還有羅馬的玻璃器、西域的樂舞、雜技，到了東漢末年，史書記載：“靈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竟為之。”(《續漢書·五行志》)

　　從魏晉到隋唐，隨著屬于伊朗文化系統的粟特人的大批遷入中國，西亞、中亞的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等等，大量傳入中國。

　　粟特人，在中國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簡稱作“胡”，他們的故鄉在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粟特地區，以撒馬爾干(在今烏茲別克斯坦)為中心，有九個綠洲王國，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國。這些粟特人大多以經商為業，他們組成商團，成群結隊地東來販易，并且有許多人就逐漸在經商之地留居下來。所以，就今所知，南北朝到唐朝時期，沿絲綢之路的于闐、樓蘭、龜茲(庫車)、高昌(吐魯番)、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和長安、洛陽等許多城鎮，都有粟特人的足跡。他們的后裔漸漸漢化，但不少人的外表還是深目高鼻。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少人或好或壞地影響過歷史車輪的運轉，比如武威安氏，曾經幫助唐朝平定涼州李軌的割據勢力，后被唐朝皇帝賜姓為李。又如發動安史之亂的河北叛將安祿山，和割讓燕云十六州而作兒皇帝的石敬瑭，都是分別來自安國和石國的粟特人后裔。

　　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響，他們的到來，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滿了一種開放的胡風。我們看看唐朝最盛的開元天寶年間的有關記載，就可以感受到這一時代風潮。李白《前有樽酒行》詩：“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全唐詩》卷一六二) 是說當年長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徠賓客。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詩：“琵琶長笛齊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金叵羅。”(《岑參集校注》卷二) 說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白居易《胡旋女》詩：“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環轉； 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全唐詩》卷四二六) 太真就是楊貴妃，她是唐玄宗最寵愛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說明了這種舞蹈在當時的風行。史書記載安祿山“腹緩及膝”，極力描寫其臃腫肥胖的樣子，大概是有些夸張。他作為粟特人后裔，跳胡旋是其家常，史書說他“作胡旋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風”，(《新唐書·安祿山傳》) 可以與楊貴妃媲美。已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先生曾撰有長篇論文《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我們可以從這篇史學名作中，一覽唐代長安的種種胡化景象。

　　在物質文化交流的同時，自古而來，通過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斷地進行。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漢末年就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到了隋唐時期，佛教已經深入民心，并且由中國的高僧創立了中國化的宗派。今天，佛教已沒有古代那么盛行，但人們頭腦中的因果報應思想； 語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詞匯，如“剎那”、“影響”、“水乳交融”等等； 隨處可見的佛寺山窟； 小說彈詞等文學藝術形式； 都是佛教直接或間接留下的影響。特別是沿著絲綢之路留存下來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龜茲的克孜爾、吐魯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大同云岡、洛陽龍門等等，這些石窟大多融會了東西方的藝術風格，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它們連成一串寶珠，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遺產。

　　從魏晉到隋唐，西亞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也先后傳入中國，都產生過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中的摩尼教本是產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種宗教，在波斯受到鎮壓，幾乎絕跡，但卻在中國，特別是中國的維吾爾先民回鶻人中間廣為傳播，甚至在九、十世紀建都吐魯番的西州回鶻王國中，被立為國教。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漢文和各種伊朗語、回鶻文的摩尼教文獻，與埃及發現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獻一起，構成今天我們認識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獻資料。

　　相對而言，在宋元之前，中國思想的西傳遠遠不如她所接受的那樣多，但中國物產和技術的西傳卻是難以統計的，造紙、印刷、漆器、瓷器、火藥、指南針等等的西傳，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直到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到來，才將中國思想文化大規模地介紹到西方，同時也開啟了西方近代文明進入中國的時代。

　　絲綢之路的道路漫長而久遠，而且無始無終。在古代，它是傳播友誼的道路，也曾經是被戰爭鐵蹄踐踏過的道路。今天，人們已經忘卻昔日曾經有過的苦難，而把絲綢之路看作是連結東西方文明的紐帶。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絲綢之路研究計劃”，把絲綢之路稱作“對話之路”，以促進東西方的對話與交流。對于中國人民來講，今天的絲綢之路，是開放之路，是奮進之路，是通向二十一世紀的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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