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被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是一件讓大家都十分高興的事情，因為這不僅是對前人留下的遺產的高度評價，增強了相關遺產地的國際知名度，同時也為遺產的保護與利用帶來了極佳的機遇。這也意味著我們又面臨著更多的課題，也迫切需要我們對此加深認識和采取更為積極的行動。

　　一、加深對絲綢之路的認識

　　自從19世紀70年代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了“絲綢之路”的名稱以來，這條存在了兩千多年的從長安(今西安)和洛陽出發的穿過中亞、西亞一直通往歐洲和北非的通道，不僅得到了世人越來越多的公認，而且其價值也越來越為人稱頌；這次申遺的成功，更意味著世界的注意力正在更多地向它匯集。

　　但是也必須認識到，其實這次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僅只是傳統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因為這條在數千年中形成的跨越亞歐非的漫長的通道，即使不提考古發現的3000年前的歷史遺存，以及《穆天子傳》反映的周穆王的西游，自漢魏隋唐以來這道路的分支也是錯綜的。從其線路走向和構成來看，它實際是由多條主干道和許多支線組成的。據有關研究者的考證，它就可以分為東段、中段、西段，每一段中又可以分為北線、中線、南線，而且每條線路的經行之途也不是完全重合的，所以這次進入世界遺產名錄時才特別說明了它是“絲綢之路”的“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這一部分。

　　盡管世界遺產委員會曾建議這一線性遺產使用“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Silk　Roads:theRoutesNetworkofChang'an-TianshanCorridor)”的名稱，而且在其最新的正式名錄上也如此使用，然而我國卻選擇使用了包括洛陽在內的“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的名稱(如國家文物局的最新正式文件《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中國部分展示標識系統指導意見》等，也都仍然使用的是這個名稱)，更何況世界遺產委員會遺產名錄的釋文中也是將洛陽與長安并列為起始點的，而且我國的河南這次也確有4個申遺點入選。所以雖然選用名稱略有差異，但實質上是沒有分歧的。

　　這次以“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33處遺產地(申遺點)中，我國的遺產地共有22處(就其包含的遺存而言，或可稱為22處遺跡遺址群)。應該說，這覆蓋了豫陜甘新四省區的漢魏洛陽城遺址、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址、新安漢函谷關遺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遺址(以上河南省，4處)，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張騫墓、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大雁塔、小雁塔、興教寺塔、彬縣大佛寺石窟(以上陜西省，7處)，玉門關遺址、懸泉置遺址、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鎖陽城遺址(以上甘肅省，5處)，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克孜爾尕哈峰燧、克孜爾石窟、蘇巴什佛寺遺址、北庭故城遺址(以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6處)，雖然都是絲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中精華中的精華，可是像長城、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等這樣的與絲路密切相關的遺跡，卻因為已經先期進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而沒有列進這次的名單，顯然，它們也都是絲路遺產的一部分。

　　而另一方面，還應該看到，如果與前些年我國有關絲路申遺準備方案的48處申遺點比較起來，因為多種因素，現在名單中的22處遺產地，顯然是在篩選中已經對原方案做了許多的刪略。如當初陜西、甘肅、新疆分別提出的12處、13處，9處申遺點，應該說都是具有很好的代表性的遺存，但有的因為保護管理等方面尚難達到世界遺產認定的標準而只好暫不列入申報名單，尤其是寧夏回族自治區原來提出的4處，這次一處都沒有列入，更是十分可惜。寧夏原來選定的固原古城、固原北朝和隋唐墓地、開城安西王府遺址、須彌山石窟4處遺址，均為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重要見證，但因地方經濟財力影響了保護與管理，后來只保留的一處條件較好的北朝和隋唐墓地，也因為地方財政難以承擔申遺點周邊環境整治與居民區搬遷的費用，最終也就不得不放棄作為申遺點的努力。

　　由此看來，遺產的保護、管理與申報，都還需要更多的財政資金的支持，尤其是經濟欠發達的地區，更離不開國家的重視與推動。好在世界遺產的名錄也是處在動態變化之中的，如我國在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已有的“明清皇宮”，就是1987年12月北京故宮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1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后，沈陽故宮又在2004年6月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作為明清皇宮文化遺產擴展項目而補充列進《世界遺產名錄》的。又如名錄中的“明清皇家陵寢”，也是經過三次申報與擴展才由明顯陵(湖北鐘祥市)、清東陵(河北遵化市)、清西陵(河北易縣)擴展到明孝陵(江蘇南京市)、明十三陵(北京昌平區)及盛京三陵(遼寧)的。由此看來，原來擬加入“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的申報后又暫時退出的申遺點，也仍然可以通過今后努力而進入擴展名錄的。此外，今后也還會有絲綢之路的更多廊道(或廊道組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