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中阿交流還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城市是主角。在寧夏,銀川的地域優勢和平臺優勢都要求銀川在這一區域發展中起好領頭羊的作用。
寧夏的發展開放程度,很大程度上要看銀川的發展與開放,因此銀川始終要扮演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角色。
銀川綜合保稅區的建設、中阿博覽會永久性會址的確立等等,從實際情況來看,銀川已經被賦予了在“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成為領頭羊的使命……
4月26日,寧夏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楊占武就寧夏在“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角色定位及銀川如何為經濟帶服務等問題接受了記者專訪。
個人簡介:楊占武,男,回族,1963年3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學歷,研究員。歷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辦公廳秘書二處副處級秘書、正處級秘書,自治區黨委辦公廳秘書二處正處級秘書兼副處長,自治區黨委辦公廳副主任,自治區黨委副秘書長,銀川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寧夏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等職務。現任寧夏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政協寧夏回族自治區第十屆委員會常委。
主要著作:《回族語言文化》、《突破跨越寧夏區域開發研究》、《政府采購:尋租行為與最優監管》、《回族語言文化》(新版)、主編《民族團結進步讀本》(中文版)、《伊斯蘭知識問答》(中阿對照版、中文版)、《現代科技與穆斯林生活讀本》(中阿對照版、中文版)、《中華回鄉納家戶》、《納家戶歷史人文調查》、《納家戶回族方言研究》、《納家戶回族文化產業開發研究》。發表譯著(文)有《美國詩歌與日本文化》、《東干語研究現狀》《東干語的回教化與蘇維;、《西夏文字中的漢字漢語成分》。
加強中阿文化交流
記者:我看了您的一些資料,發現您大學的專業是語言學專業,研究生專業也是語言學,而博士學位卻是跨度很大的經濟學。在著作方面,語言學和伊斯蘭文化的著作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經濟學和語言學研究上,您更傾向于哪種方向的研究?
楊占武:跨度確實有點大,就連我的博士生導師也這樣問過我,但后來我的論文《突破跨越寧夏區域開發研究》在導師那里獲得了很高的評價,證明我的這種跨度還是挺成功的。 說到研究傾向,我覺得與工作有很大關系。1979年我從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就留校任教,任教期間我就讀了本專業的研究生。1984年到寧夏社會科學院,由于當時寧夏社會科學院沒有語言研究所,我就在歷史研究所跟隨李范文先生研究西夏文。因為我是回族,學的又是語言學,于是在閑暇時開始研究回族語言、文化。
后來由于工作崗位的調整,遇到更多的是經濟領域的問題,慢慢就開始學習經濟學專業書籍。其實,在上大學前,我的數學成績也不錯,記得在大一的時候,和數學專業的同學一起看書,有一道他折騰了很久都沒有找到答案的數學題,我給他算出了答案,他還說我不上數學專業有點浪費。
所以,我研究傾向是根據工作的變動而發生改變。
記者:那我們還是從語言學和伊斯蘭文化談起。我讀了您的《回族語言文化》、《伊斯蘭知識問答》、《現代科技與穆斯林生活讀本》、《中華回鄉納家戶》等著作,發現您的多部著作都與穆斯林文化、生活有關。請您談談在絲綢之路中,寧夏與阿拉伯國家的歷史淵源。
楊占武:談起回族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時期僑居中國的穆斯林“蕃客”。唐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高度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重要時期之一。那時,西亞的阿拉伯人以伊斯蘭教為旗幟,曾建立了西瀕大西洋、東至中國西部邊陲的“大食國”。中國和大食國一東一西,橫貫東、西的陸上“絲綢之路”和南中國海至波斯灣的海上“香料之路”,使兩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保持著頻繁的往來。這些都有史可查。其中,據唐代《西域傳》記載,唐高宗永徽二年大食國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644年~656年在位)首次遣使來華,唐朝、大食國正式締交后,大食國每年都派“貢使”來唐朝。見于我國史書記載,僅唐代大食使臣來華次數就達37次之多。不被記載的民間商貿活動估計更為頻繁。所以自古以來就把中東阿拉伯國家作為我們非常重要的戰略區域。
記者:歷史的淵源讓我們與阿拉伯國家自古以來就有這樣的交流。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如何加強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
楊占武:中國已經在阿拉伯國家建立了多所孔子學院,由寧夏大學和阿聯酋迪拜大學合作建立的迪拜大學孔子學院已于2011年在迪拜成功開辦,而且取得不錯的效果。這表明,我們的文化已經走出國門,現在要做的是如何走得更遠,如何發揮我們的特長,培養更多的阿語人才,建立人才基地。
隨著中阿合作的深入,越來越多的阿拉伯人來到中國投資置業。我在溫州的時候,遇到一位從寧夏走出去的阿語翻譯,他告訴我,像他那樣從寧夏走出去的阿語翻譯在溫州還有很多,而且收入已經步入社會白領階層。我在一項統計中看到,目前在廣東和浙江沿海發達地區從事阿語翻譯工作的寧夏人有3000多名。盡管寧夏穆斯林國際語言學校連年擴招,全日制在校生已超過1500人,但還是無法滿足對阿語人才的需求。所以,我們要建立自己的阿語人才培養基地,向全世界輸送阿語人才。
打造經濟帶戰略支點
記者:您歷任自治區黨委副秘書長,銀川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等職務,在“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我們勢必會迎來一個產業轉型,請您談談,我們應如何應對。
楊占武:首先,我們要清楚自己的定位。
2013年9月,習近平同志在出訪中亞四國期間闡釋了共同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后,西部各省區積極實施趕超戰略,迅速行動。陜西借助西安國際港務區、綜合保稅區的優勢地位,正在打造內陸型經濟開發開放的新高地,大力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新起點。甘肅積極推動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利用絲綢之路文化資源,推動新一輪經濟社會發展,加快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黃金段。在新疆,國家于2011年10月設立喀什及霍爾果斯經濟開發區,將對外開放上升為國家戰略,打造我國開拓中亞、南亞、西亞和東歐市場的前沿陣地。青海也在近日提出了“戰略通道”的定位。
面對西部各省區的快速出擊,我們寧夏借助中阿經貿論壇的平臺,于2012年9月獲得國務院批準,設立了覆蓋全境的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并提出打造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支點的戰略構想。
在“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西部各省區都不想錯過這一契機,各省區之間又缺乏互動,這樣在發展中容易形成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在地方利益驅動下重復建設,一些地區開始盲目地建設一批項目。因為西北地區的地域環境,造成西部地區工業結構相似,特別是西北五省區工業內部結構基本相同,都是以原材料開采和加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且都以初級加工為主,產品重疊度較高,特色經濟、比較優勢和協作效益不明顯,生產要素在區域間合理流動和配置的體制和機制沒有形成。
綜上所述,我們寧夏在“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一定要有全局的定位,結合當地優勢產業,打造出寧夏的特色產業。
建設能源、清真食品產業基地
記者:如今,隨著寧夏構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帶來出口結構調整的同時,也將帶動能源產業轉型,在這一轉型時期,我們的能源產業應該怎樣做?
楊占武:煤、水的空間優良結合是我區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尤其是寧東煤田,探明儲量270億噸,占我區煤炭資源總量的85﹪。我們要利用好這一優勢資源,延長產業鏈,進行深加工,徹底改變以煤炭作為原料提供者的形象,在煤化工產業方向上,既可以發展甲醇、乙烯、丙烯、合成氨、石蠟、石腦油等化學品,還可以加工成汽油、柴油、二甲醚、航空煤油等液體燃料,產品種類可達130多種,形成煤—氣、煤—焦、煤—電、煤—電—鋁等多聯產業系統。
由于煤化工作為當代解決石油燃料危機的替代產業,它具有一次性投資大,科技含量高,資金技術密集的典型特征,這要求我們要建立先進的能源化工基地,支持一些有實力的大型企業來完成這一產業升級。
鏡頭下西安護城河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