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是我國根據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提出的跨區域經濟合作的創新模式，是新時代對古老絲綢之路的復興計劃。與其他國家提出的絲綢之路計劃相比，我國的戰略構想具備最佳的客觀條件與更高的戰略價值。但是，機遇與挑戰并存。我國在推進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時，需進一步優化規劃，平衡好各方面的關系，對可能出現的潛在風險備好預案。這一構想具有偉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符合區域內各國發展需求和歐亞區域合作的大勢，前景未可限量。

關鍵詞   新絲綢之路  區域經濟合作  傳承  挑戰  前景

絲綢之路，古已有之，從興起、繁盛到走向沒落，跨越了2000多年的歷史。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9月出訪哈薩克斯坦期間，提出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創新模式，這一“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引發各方的高度關注。全球化時代，我國為何再度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設想？既為創新，“新”在何處？這條古老的文明之路能否再度承載起促進區域安全與繁榮、推動東西文明交融的歷史重任？為了厘清這些問題，我們不妨從歷史傳承與國際合作兩個維度，對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進行梳理，在縱向與橫向的比較中進一步認識其內涵，評估其發展可能面臨的潛在挑戰，進而判斷其未來的走勢。

新絲綢之路構想的歷史傳承與具體內涵

絲綢之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數千年。張騫到達中亞后，發現那里已經大量使用中國的竹制品和紡織品。西漢使團鑿開亞、歐、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命名為“絲綢之路”。實際上，就功能而言，還可以叫“茶葉之路”、“瓷器之路”、“歐亞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體路線也不止一條。歷史上，開辟絲綢之路絕非僅僅出于貿易目的，當時的中原王朝為了鞏固北方邊界的安全，在信息極端閉塞的情況下，憑借傳聞與使團的勇氣和信念，搭建起連接東西文明的橋梁。這個過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絲綢之路盡管曲折，但仍然是連接亞歐大陸最便捷的通道，極大地滋養了東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術條件、自然條件與政治因素的限制，它難以承載大規模的物質轉運的任務。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絲綢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運所取代。

近百年來，中國為重新“鑿通”“絲綢之路”做出了不懈努力。1905年，古絲綢之路上，中國境內的第一條鐵路（汴洛鐵路）開始修建。無論是清政府，還是孫中山先生的國民政府，都規劃了延伸到西北方向的鐵路，以便與各國的鐵路網銜接。新中國成立后，鐵路建設的步伐明顯加快，在不到40年的時間里，連接隴海、蘭新直達歐洲的鐵路動脈全線貫通。

除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外，我國更明確提出了相關的戰略規劃。21世紀以來，中央先后部署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重大戰略，西部地區建設的步伐明顯加快，絲綢之路復興的前景日漸光明。2005年，“歐亞經濟論壇”在西安召開，兩年一度的國際論壇成為我國推進絲綢之路復興的重要多邊舞臺。2007年，我國與中亞七國①計劃共同投入192億美元建設“現代絲綢之路”②。2008年，我國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及中亞四國③聯合發起絲綢之路區域項目，共有19個國家響應，各國在日內瓦簽署意向書，決定再為復興絲綢之路投入430億美元④。

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完整闡述了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這一構想既與古老的絲綢之路一脈相承，又充分體現了時代特點。在歷史坐標系上，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認識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內涵。

首先，在新技術條件下，絲綢之路具備復興的客觀條件。古老的陸路運輸技術不足以承載產生規模效益的運輸量。但是鐵路和公路運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降低了陸地運輸的成本。據測算，從我國連云港到荷蘭鹿特丹，如果通過絲綢之路，運輸距離可比海運縮短9000多公里，時間縮短近一個月，運費節約近1／4。此外，古絲綢之路必須避開山地與沙漠，路線選擇范圍有限，經濟、社會效益不高。而今天，我們的技術水平已經能把鐵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與古絲綢之路相比，新絲綢之路覆蓋的面積將更廣，路線更密集，也更發達，從而可以在更廣泛的區域內把資源與市場串聯起來。新絲綢之路是在新技術條件下，對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復興與拓展。

其次，新絲綢之路構想充分兼顧了國際、國內兩方面的戰略需求。從國際角度看，絲綢之路兩端是當今國際經濟最活躍的兩個主引擎：歐洲聯盟與環太平洋經濟帶。絲綢之路沿線大部分國家處在兩個引擎之間的“塌陷地帶”，發展經濟與追求美好生活是本地區國家與民眾的普遍訴求。這方面的需求與兩大經濟引擎通聯的需求疊加在一起，共同構筑了絲綢之路復興的國際戰略基礎。從國內角度看，我國當前的發展需要兼顧地區平衡，并著力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點。復興絲綢之路能帶動經濟實力較為薄弱的西部地區，有望形成新的開放前沿。

再次，新絲綢之路設想兼顧政治、經濟、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發展。中亞地區處于地緣戰略要沖，又是東西文明的交匯點，更是近年來惡名昭彰的宗教極端勢力的發源地。新絲綢之路構想以經濟合作為先導與基石，以政治合作為前提與推進手段，以促進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風險為重要目標，是具有前瞻性的綜合戰略規劃。經濟發展為基礎設施建設準備了物質條件，提高了各國參與合作的意愿。政治合作消除了開展經濟合作的各種人為障礙。經濟發展與政治合作有助于化解安全沖突，消弭宗教極端勢力滋生的溫床。伴隨著政治、經濟活動而展開的文化交流，最終將促進東西方文明的融合。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目標并行不悖，使得新絲綢之路構想具有突出的穩定性，不至于被安全沖突打斷，反而能抑制安全沖突。

歐亞絲綢之路上的競爭與合作

絲綢之路的發展前景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各國紛紛提出自己的戰略設想，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以及“北南走廊”計劃。這些計劃為我們認識新絲綢之路設想提供了參照系。

日本提出“絲綢之路外交”的初衷是保障能源來源的多元化。日本早期并不重視中亞外交，直到1997年橋本內閣首次提出“絲綢之路外交”設想，才開始加強與中亞的交往。日本政府認為：中亞各國遠離國際市場，需要加強彼此間的經濟合作，才能更有效地進入國際市場，日本應該幫助中亞各國實現一體化，在此過程中，日本可以強化在這一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日本執行絲綢之路外交的主要方式是：由日本政府提供開發援助，幫助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完善公路、鐵路、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為了推動絲綢之路外交，日本自2004年起推動設立“中亞⑤＋日本”機制，通過五國外長的定期會晤來促進政治對話、經貿合作、文化交流。

日本政府的開發援助，為日本在這一地區贏得了好名聲。但日本“絲綢之路外交”進展并不理想。首先，這可能與日本自身實力的相對衰退有關。由于日本經濟增長長期停滯，日本模式在中亞漸漸失去了市場。“中亞＋日本”機制越來越難以與上合組織等合作框架的影響力相媲美。其次，日本對中亞地區能源的重要性及相關安全議題的認識逐漸成熟，漸漸失去了對絲綢之路外交的興趣。再次，日本不具備開展中亞外交的地緣條件，同時本地區與日本的宗教文化差異較為明顯，“絲綢之路外交”進展緩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日本外交缺乏自主權，例如2005年烏茲別克斯坦爆發安集延事件后，美烏關系惡化，“中亞＋日本”五國外長會議竟然因此而推遲。為了配合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也染上了鮮明的政治干涉色彩，這侵蝕了與本地區各國互信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