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異常重視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價值。早在1999年，美國國會就通過了“絲綢之路戰略法案”。該法案計劃通過支持中亞和南高加索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獨立來復興連接這些國家及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為此，美國致力于推動中亞國家建立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體制。⑥2005年美國提出“大中亞”計劃，強調要以阿富汗為立足點，在中亞地區建立政治、經濟與安全的多邊機制，以促進地區發展與民主改造。2011年美國國務卿進一步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通過援助中亞地區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⑦推動實現“能源南下”與“商品北上”的戰略目標。2012年7月，在東京召開了關于“新絲綢之路”計劃的部長級會議，美國希望將日本拉入該計劃，可見其對這一計劃的重視程度。

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帶有較強的意識形態色彩，與中俄兩國展開地緣政治爭奪的態勢明顯。然而政治干涉為己方樹立了對手，如伊朗；軍事干涉給本國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與安全包袱，如阿富汗；戰略爭奪迫使本地區國家不得不選邊站，實際上違背了促進地區一體化的戰略目標。同時，美國自身的安全問題也并沒有因介入本地區而得到根本改善。未來，較難期待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在本地區大有作為。

“北南走廊”計劃最早由俄羅斯、印度、伊朗三國發起，計劃修建一條從南亞途經中亞、高加索、俄羅斯到達歐洲的貨運通道，一旦項目完成，將大大降低從印度到歐洲的貨運成本。然而自2000年提出以后，這項計劃一直進展緩慢，資金遲遲不能到位，政治分歧久難彌合，特別是由于處在計劃核心位置的伊朗態度日漸消極，項目幾乎陷入癱瘓。隨著印度實力的提升，2011年印度的態度轉為積極，甚至表態愿意承擔在伊朗境內的鐵路與公路建設，這項計劃方得以再度獲得生機。

“北南走廊”的前景同樣并不明朗。首先，“北南走廊”計劃的提出仍然是地區大國在中亞抗衡其他國家影響力的嘗試，當主導大國興趣降低后，計劃往往迅速沉寂，甚至難以維系。其次，連接南北并不具備貫穿東西所能產生的巨大戰略效益。再次，北南通路上障礙重重，例如，印巴之間存在巨大的戰略分歧，伊朗存在較突出的不穩定性。因此，北南通路即便建成，也隨時可能因突發性政治事件而再度被阻斷。

把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與前述三個計劃進行比對，在國際競爭與合作的坐標體系下，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特性：

首先，我國目前正處在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最佳歷史機遇期。當前，東西方之間存在通聯的巨大戰略需求，而中國又處在絕佳的地緣位置上。過去30年經濟高速發展取得的成就，對中亞各國產生了巨大的向心力，我國當是復興絲綢之路的最佳推手。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處在絲綢之路上的國家，包括中俄在內，大都面臨著類似的發展問題，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對合作的期盼遠高于利益的分歧。此時推動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一個恰到好處的選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戰略構想，準確地抓住了歷史機遇，既能滿足我國自身發展的需求，又可為世界經濟發展、文明融合作出巨大的貢獻。

其次，我國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體現了鮮明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通過堅持不干涉國家內政原則，中國與本地區國家在長期相處的過程中建立起普遍的政治互信。我國提出的構想，不針對任何第三方，不搞排他性制度設計，中國不謀求地區事務的主導權，不經營勢力范圍，這些舉措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排除政治阻力。同時，肯定、接納其他國家在本地區內的存在，有助于充分發揮各方力量，強化地區的一體化趨勢，充分體現了大國政治的胸襟。

再次，我國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在制度設計上更為合理。由點及面、從線到片的布局規劃符合擴散效應原理。在構想中，軟件（政策溝通）建設與硬件（道路聯通）建設相輔相成，消除貿易壁壘與加強金融制度建設相得益彰，經濟交往與民心交流并行不悖。這些都是我國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超越既有建設計劃的出彩之處。

最后，我國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是建立在文明融合而非文明沖突的立場上的。新構想不僅強調政治協調、經濟交流、促進安全、制度建設，更突出民心相通，人民外交的思想為開展區域合作奠定了堅實的民意基礎與社會基礎。這表明，中國外交正在走出權力政治的窠臼，為各國開展合作提供了典范，也是對全球經濟繁榮與和平安全的重大貢獻。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面臨的挑戰

總體來說，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是在恰當的時機、恰當的地點提出的恰當的戰略建議。這一建議有很大的包容性，與其他國家的建議并不發生根本性沖突。然而，未來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建設過程中，在一些關鍵的節點上如果拿捏不好，亦有可能難以實現預期效果。

首先，制度化建設的水平能達到一個什么樣的高度，值得關注。絲綢之路是一個多邊外交的舞臺，既涉及本地區的國家，又涉及在本地區具備影響力的國家（如美國、日本）甚至國際組織（如國際道路聯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初始的政策協調將處在一個什么樣的范圍之內？最初的制定過程是否需要排除外界因素？在缺少主導國的前提下如何排除外界因素的作用？政策協調是否需要形成一個固定的機制？相關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為了國際協調而讓渡自己的主權？如果有國家因特殊原因（如政變）而退出協調機制，是否需要建立補救及懲戒機制？

在制度建設上實際需要處理好兩個平衡：一是主權讓渡與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平衡。缺乏主權讓渡的一體化進程往往是不穩固的。這或許能解釋為什么美國始終堅持以意識形態劃線，在意識形態相近的背景下，較容易形成政治互信，從而提升制度化建設的水平。然而依照我國的新絲綢之路規劃，意識形態、民族、文化、種族的差異是必須直面的現實，“不干涉”是使新規劃能夠覆蓋這些差異的唯一選擇，那么就要看我國的計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擴大有關國家的共同利益基礎，并且需要對“不干涉”的范疇有更加明晰的界定。總體上說，由點及面、從線到片的思路是正確的，但在擴散的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保持各方的利益平衡（這種平衡往往是非常脆弱的）。

另一個平衡是缺乏主導國與推進制度建設之間的平衡關系。為了消除有關國家的疑慮，中國明示放棄在新絲綢之路建設上的主導地位，其他國家也不具備承擔這個地位的條件。而制度建設非有國家牽頭不可，特別是在關鍵時期需要有國家主動放棄自己的利益，以便產生示范效應。放棄主導地位，則意味著承擔額外責任的國家需要放棄額外的收益。這將考驗國家對長遠利益的認知以及對即期利益損失的承受能力。此外，要特別注意，推進新絲綢之路經濟帶須對地區一體化進程起到促進作用，而不是相反的作用。